在场者李思琪
在沮丧之外,女孩们确实看到了一点希望,这种希望植根于“在场”,甚或是“行动”。如果不走出家门,只看网上的信息,就会很容易感到无力和绝望,但如果参加线下的活动,亲眼看到人们聚在一起,爆发蓬勃的呼唤,美好的预期油然而生。
撰文 小李
编辑 赵丹丹
2022年12月初,小杨在上海见到了小张,小张提起了在北京李思琪,说这位共同的朋友过得不太好,令人担心。于是三个95后女孩打了视频电话。
这是两个女孩最后一次见到李思琪。“她看上去精神状态确实不太好,不太愿意说话,很疲惫。”两个多月后,小杨向记者回忆,后来是小张告诉她,思琪在派出所呆了24小时,做了笔录,被扣下了手机。手机被扣了一两天后拿回来了,“警察没发现大问题”。
三个人视频时,全国各地出现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的聚集活动已经过去一周。在11月27日晚上亮马河畔的人群中,也包括李思琪和几名女性朋友。
11月30日凌晨从派出所出来后,“走在路上,觉得身后有人跟踪我。”她在视频通话中这样抱怨。小杨建议她去别的城市,比如大理,换个环境或许轻松些。但李思琪气馁地告诉朋友,不论跑到中国哪里,她都会被查到,因为在派出所时,警察报出了她在北京租住的准确住址,这是她从未主动备案过的信息。
小杨打算和伴侣去北欧,但其余两人并不认同这种“一走了之”的做法。三个人都曾在海外留学,她们毕业时,正是国内疫情封控最严的时刻,但这并没有打消她们回国的决定,女孩们都认为,只有在国内才能带来改变。“思琪尤其有使命感。”小杨说,李思琪不断写字和摄影,只为记录这剧烈变化的现实社会。她不隶属于任何机构,靠独立撰稿养活自己。
但在沮丧之外,女孩们确实看到了一点希望,这种希望植根于“在场”,甚或是“行动”。小杨说,如果不走出家门,只看网上的信息,就会很容易感到无力和绝望,但如果参加线下的活动,亲眼看到人们聚在一起,爆发蓬勃的呼唤,美好的预期油然而生。
过了一两周,疫情封控政策放开了。也就在那时,12月18日,独居的李思琪被警察上门带走,被羁押至今。
在黑暗中歌唱
第一次离开派出所后,女孩们预感自己会被消失,建了对策群。12月18日李元婧和李思琪被率先带走,翟登蕊消失于12月22日,曹芷馨由于回了湖南老家,到12月23日被跨省抓捕,被捕前,得知伙伴们已失去自由的她录下了质问和求助的视频。
12月底,被捕者的朋友们来到北京Y律师的事务所。这是位有类似案件经验的律师,且愿意为女孩们提供帮助。朋友们本来商议,请Y律师代理天津女孩李元婧,因为她被动当了群主,看起来最“危险”,但李元婧的父母拒绝了。接着Y律师被推荐给了李思琪的父母,年轻的朋友们直觉认为,思琪同样危险,她平日里的自由撰稿和漫无目的的交友,都令她在这起政治导向的案件中处境堪忧。
李思琪出生于1996年,父母是北京的公办教师。起初,她父母答应聘请Y律师,在签订代理手续后,Y律师立刻向平谷看守所递交手续,要求尽早会见,在等候看守所答复时,李思琪的父母决定解聘这位律师,理由是决定找一名亲戚代理自家女儿。
接近李思琪父母的朋友说,两位尚未退休的老人为女儿卷入政治风波而憔悴,但究竟有无律师会见,她在看守所里境况如何,老人们闭口不谈,因此对于李思琪的状况,至今没有任何消息被披露。
看守所传出了一些模糊的信息。在大年夜,李思琪、曹芷馨和翟登蕊,尽管分处不同监室,但她们隔着墙开了“跨年演唱会”。黑暗的凌晨时分,女孩们唱起了张悬的歌。还听说,警察一直试图让她们相信有人背叛了她们,企图让她们互相出卖,但她们的信任坚不可摧。
据说在她和几个朋友是否批捕上,检察部门有不同意见;然而她们还是被批捕了。公安已经侦结案件,移送到检察院。
从成年开始,李思琪就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她很少向朋友提起自己本科专业是经济学,那是循着父母之命选的。她在一篇文章里,描述自己交不起房租了,去向父母要钱。“那种时刻让我感到羞耻,不是因为他们给不起,是我知道他们从不为我所做的事情感到骄傲。”
她的目标明确而执着。本科期间,她不断寻找媒体业的实习机会,时常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去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旁听课程。
见证李思琪“野路子”学习采访技能的朋友说,李思琪珍惜每一次写稿机会,总是反复思考如何可以做得更好,“她在意自己所处的世界,和人们的生活。”很多次,这位朋友和她聊起报道的艰难和难以养活自己的忧愁,但聊着聊着,忧愁却又会被兴冲冲的灵感分享而取代,“她的眼睛会因为想到了值得报道的故事而亮起来。”
她总是挑战自己,寻求采访“突破”。方法之一就是就是去鼓楼找陌生人聊天。一位朋友就是由此被她搭讪从而结识。
伦敦生活
2019年秋天,李思琪从北京飞去英国,入读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学习媒体、传播与文化的研究生课程。在她的个人网站(siqi.love)介绍中,她赋予自己的三个角色都是“自由”和“独立”的,分别是:自由撰稿人(Freelancer writer)、独立摄影师(Independent photographers)、独立小规模活动策划执行者(Independent planner and executor of small-scale events)。
作为自由撰稿人,李思琪是独立杂志《Ejaculation》的主编之一,这是一本线上杂志,朋友们回忆,已经完整地出版过一期,包含文章、摄影和拼贴画作品,杂志的中文名称叫《寸身》。另外,李思琪还在“别的女孩”、“三声”、“So Rock!”、“Story UK”“ 我爱摇滚乐Fanzine”等公众号或平台发表文章,关注的领域主要是亚文化、心理健康、性别问题、当代艺术等。
作为独立摄影师,李思琪的镜头主要聚焦街头、人体和音乐现场。 另外,身为独立小规模活动策划执行者,李思琪曾经参与许多组织,比如北京的706空间,伦敦的创业者组织“从无到有”(Zero to One)等。
2020年冬天,在伦敦的感恩节,小黄第一次见到李思琪。那之前,思琪早在伦敦的留学生圈子里小有名气。见到她之前,小黄听别人描述的思琪的特征是:话多、好奇心强,思维活跃,“有点像是记者型的人格”。但那天,小黄发现思琪真人其实很文静,“如果她没有在讲话,就无法想象她是思琪。”
那天晚上,李思琪讲了很多话,但不会令人感觉聒噪,而是将沉静观察者的印象留在了小黄的心里。小黄回忆,她与思琪主要讨论706空间的运营模式,思琪曾在北京706空间当小管家,认识许多运营者,而小黄是706空间的资深成员。706空间是12名高校学生发起于2012年的青年公共文化空间,如今已经遍布全国许多城市。
当时,李思琪已经写完毕业论文,正在写创业计划书。她所就读的金匠学院有文化创意课程,在实践课部分会带领学生参观文创企业。受此启发,李思琪打算自己创业,创办一个聚焦亚洲地区亚文化的自媒体,“她在探索。”小黄那时就感觉到,思琪想做自己的事,不想附属于什么机构。
在2020年底的冬天,小黄与思琪碰了几次面。令她印象最深的,是去李思琪家里看片。她住在伦敦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与室友合租,因为有客厅,就能时常邀请朋友聊天吃饭。思琪的客厅里有一个L形大沙发,可坐四五个人;那次放映会,人们把沙发坐满了,思琪就席地坐在地毯上。女孩们看的是一部金马奖纪录片,内容是南方农民追求自由改革。
胡同里的塑料地垫
李思琪曾经上过英文创意写作的网课,但最终还是选择中文写作。她认为,许多细微的表达必须依赖于她的母语。2021年3月,她从伦敦返回北京。
父母希望独生女儿思琪能去相亲,结婚生子,再给安排上一份正式稳定的工作。但思琪没有去入职任何机构,拒绝住在北京的家,从回国开始,她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尝试自由撰稿。
小黄在2021年5月回国,那时什刹海的荷花开得灿烂,她到北京找住在胡同里的思琪。小黄回忆,思琪住在胡同平房屋顶上搭的违建部分,那个凸出来的木屋被隔成了三个小房间,思琪住在其中一间,房间没有厕所和浴室,要在上楼的过道里洗澡,屋顶会漏雨,太阳大时会特别热,但没有空调。牺牲了这些基本居住条件换来的,是每月两千块以下的租金,就其贴着恭王府和什刹海的位置来说,已是极高的性价比。
李思琪总是在写稿,她驻扎在咖啡厅里,早出晚归。有时她会加入什刹海边的夜生活,听朋友在水畔唱歌。她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矮桌,她在地上铺了塑料片组合的地垫,与朋友席地而坐。小黄和思琪还曾走出违建,踏上砖瓦房顶,骑在屋脊上喝酒,五月中旬的北京有温柔的春风和柳树,酒却不太好,因为隔壁的朋友把好酒喝完了。
惬意的胡同生活仍然不能不受到当时疫情防控的影响。街道干部听到“英国”和“外地”如临大敌,街道与派出所的各种查问甚至延伸到小黄离京返乡之后。
6月,兴许是试验成功,达到了收支平衡。李思琪搬离了屋顶上的违建,住到了旁边的平房。十几平米的空间,单人床脚顶着衣柜,还塞进了电子琴和一个小沙发,但也留下了少量空间供人席地而坐,塑料地垫也被移了过来。
这年盛夏时,小杨到北京应聘,顺道来这个胡同里的家。“印象里她有点忙乱,我起初很好奇。她爸妈明明就在北京边,她为什么不住在家里呢?但后来感觉她非常依赖胡同的土壤,并且和爸妈不太合得来,没办法住在一起……”
那间房子租金在4000元左右。李思琪开始同时操作多个选题。她又在琢磨创业了,一个老板每月给她投资两万元,要求她在个把月内“变”出一个日更的独立音乐自媒体,她付出了许多努力后最终放弃。这干扰了她的自由撰稿现金流,在2021年11月,她举办了地下摄影展,把自己的照片打印出来,企图卖点钱。为了推销自己的艺术,她甚至在约会软件上发广告,她还把家里剩下的多半瓶威士忌带到展览现场,取名“寂寞男人威士忌,直男 29 元/位,请自助,其 ta 人免费。”一些直男为此付了钱,这成了摄影展最大的收入来源之一。
“那次展览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卖力推销自己的两周,但过了一个月后,如果不是因为把办展过程写出来后拿到了稿费,我还赔了不少钱。”她在一篇文章中透露了摄影展的效果。
占据她大多数时间的事情就是写稿。小杨回忆,到了2022年1月,她和另一个朋友到北京旅游,与思琪相约咖啡厅,整个下午,思琪都对着电脑敲字,她与朋友只好看书。晚上她们去了一家比较贵的意大利餐厅,李思琪只点了最基础的肉酱面。
另一位朋友见过李思琪更艰苦的时刻。“一份打折的麻辣烫掰成两餐来吃。”她认为,思琪甘愿过着朴素的生活,“对她而言,看见世界的真相和发声是重要的。”
在场
2022年6月,李思琪把自己与另外两位朋友的工作经历写成故事。小黄认为,思琪在文章里倾注了写作者的沉淀与思考,这是成长的标志。那篇叫《年轻人正在工作中被损耗》的文章,于2022年6月24日发表在“单读”公众号,后被印成铅字出版,李思琪介绍了自己、阿拉登和另一位小杨三个好朋友对工作的思考。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她提及自己对“在场”的思考。
“我很清楚,我不会因为这一次的朗读会就得到什么醍醐灌顶的启发,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如何工作’之类的宏大问题。但是通过写作、朗读、绘画等任何方式‘在场’,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通过仪式的抵抗。”李思琪在文章里这样解释自己。
她一直为了“在场”而努力。她曾自费买最早的航班飞去另一个城市,只为了抵达马拉松失温惨剧的现场,尽管最后结果是“知道了在现场你什么都看不到。”但在2022年3月,上海疫情封控最严格的时,身在北京的她对小杨说:“一定要记录。”尽管在当时,她们的另一个朋友整理了一份死者名单,就被警察带走,遭遇了连夜的盘问。
2022年6月,两轮大规模封控间暂停的喘息时刻。李思琪组织了线下活动,邀请伙伴们讨论俄乌战争。到了10月,人们越来越封闭和沮丧,世界陷入撕裂,她采访了一个用中文写作的意大利人。到了11月底,因为乌鲁木齐的火灾,全国开始一些大大小小的悼念活动,这群年轻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情感冲击。
2022年11月27日晚上,李思琪在亮马河畔做了什么?由于她的会见情况不明,朋友们无法得知直接从她口中讲述的信息。唯一能确定的是,她必须“在场”。
与思琪最后的视频通话时常回荡在小杨脑中。“她不怎么讲话,感觉她不开心。”意兴阑珊后,女孩们玩起了滤镜,变换不同的妆容。李思琪选择了万圣节妆容,眼眶被涂满了黑色,点缀上黑色的眼泪。
中国的姑娘在街上举白纸,中国的男孩在电影院里朗读满江红。向女孩们致敬🫡。
为中国有这样的人感到欣慰。思琪你的牺牲不会白费,我们站在你的肩上继续把光照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