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于深林
编辑｜苏苔
平台编辑｜覃山
“中国的下午五点钟，传来祈祷声，主的恩典从天而来，高墙岂能阻隔？”
当时针转向下午5时，一场网络会议室里的祷告会，准时在狭小的电脑屏幕上亮起。自2022年9月7日起，日复一日，来自天南地北的几百位基督徒线上相聚，为受逼迫的60个家庭教会代祷。
屏幕上陆续滚动着近年被判刑和在押的基督徒名字。他们分属不同的地方教会，涉嫌或入刑的罪名也形形色色：
黄益梓，今年6月底以“涉嫌非法经营”被浙江平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9月初律师为其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被拒；此前的2014年，他曾因公开反对浙江温州市政府强拆十字架而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一年。
王晓光、杨荣丽夫妇，山西临汾金灯台教会创始人。检方指控该教会接受信徒奉献和捐款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在被超期羁押四年后，夫妻俩于今年8月被以“诈骗罪”分别重判9年7个月和15年，另有10名教会成员被判处不等刑期。杨、王二人还是2009年因政府强征教堂地块引发的“山西临汾浮山教案”的当事人，分别系狱7年和3年，金灯台教堂则于2018年被政府整幢拆除。
内蒙古王洪兰等9名基督徒，贴钱向偏远山区教会信众低价出售合法出版的圣经，却被控“非法经营罪”。因涉案金额高，检方最初量刑建议15年，基督徒律师们则为其作无罪辩护。经过60天激烈的庭审对抗，今年4月，王洪兰等人被判处1年至4年10个月不等的刑期。
屏幕上滚动显示的名单很长，粗略统计已逾98人，涉及今年新发教案至少6起。它们共同指向已在中国土地上绵延了七十年的“信仰抗命”传统——教会不接受官方“三自两会”（即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领导，在无法注册登记而被取缔的情况下坚持聚会和传福音。
这场“国度祷告会”源于四川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前身为2008年成立的“秋雨之福教会”，2018年改名，以下统称“秋雨教会”）长老李英强与妻子张新月的约定：一旦他被捕，他们就在每天下午五点同时祷告。2018年，成都发生“12·9秋雨教案”，王怡、李英强等秋雨教会领袖及百余名成员被警方带走，“下午五点钟”的祷告转而成为李英强在看守所8个月里最重要的属灵支持（宗教术语，即信徒之间在心理和信仰上的鼓励与安慰）。
2021年3月14日，贵州贵阳仁爱教案爆发前两天，李英强又与该教会长老张春雷等人达成相同的约定。仁爱教案中，张春雷被贵阳市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诈骗罪”判刑5年。
三十年前，一首由赞美诗唱作人小敏谱写的《中国的早晨五点钟》，成为中国宗教政策相对宽松时期家庭教会在农村复兴的写照。它在家庭教会内口口相传、甚至成为彼此相认的暗号。如今，李英强视“中国的下午五点钟”为家庭教会“后三十年”的开始——2018年，随着基督教全国两会宣布正式启动《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激烈的政教冲突将再次来临。在李英强看来，基督教中国化政策的本质是驯服，这与同化乃至消灭教会无异。他希望借祷告会凝聚和激励更多家庭教会和传道人，在这个时代站出来。
“中国公民社会今天几乎寸草不生。教会作为其中有机且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继续活跃、保持生命力、在艰难中成长，为主坐牢是极其重要的。在系统性、结构性的不公不义面前，社会转型总要有人付出代价。”李英强说。在他看来，真正重要的不是早年维权运动所关心的权力（power）或权利（rights），而是福音本身，“为信仰坐监的基督徒群体是一种独特的良心见证现象，不止震动监狱，也要震动整个社会的良心。”
教会维权的星星之火
2002年秋天，北京郊区的七彩虹印刷厂里，机器轰鸣不息。随后两年，一摞摞印着“非卖品”字样的圣经和另外五十种基督教书刊，被免费发放给全国各地的基督徒。
对彼时已过而立之年的北京坡上村家庭教会牧师蔡卓华而言，这和他过去擅长经营的生意不同，完全出自一种“神圣的呼召”——让更多没有渠道获得圣经的信徒，能在手中捧起上帝的话语；让更多高水平思想者对基督教的理论阐释进入中文世界，减少底层信众对圣经的误读。
然而，蔡卓华自费印制宗教书籍的活动，却被定性为“建国以来最大宗的宗教渗透案”。在中国，圣经的出版、印刷与发行，历来由中国基督教两会控制的爱德印刷公司“垄断”，并通过“三自教会体系”分发至教堂和聚会点，无法在国家出版物市场和书店体系流通。
2004年9月，蔡卓华、其妻肖云飞、妻兄肖高文夫妇先后被捕，留在仓库内的20余万册基督教书籍作为“非法出版物”被查封，8万元生活费则被检方指控为“非法经营”所得的赃款。一年后，蔡卓华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刑三年，判决书甚至没有言明蔡卓华所印的是宗教书籍，坐实了外界对本案“宗教问题经济化”的批评。
蔡卓华案被称作“中国家庭教会第一案”。宪政学者范亚峰发起组织了八人维权律师辩护团，除他外还有高智晟、张星水、金晓光、滕彪、许志永、陈永苗、王怡，其中后三位因手续问题被拒绝出庭辩护。借助互联网和国际组织的舆论声浪，长期处于地下的家庭教会由此迈入公共空间，信仰自由问题成为当时轰轰烈烈的公民维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滕彪当年写下的庭审实录，法庭辩论中，首先发表无罪辩护意见的张星水律师，直指世俗法律不应践踏宗教自由的原则。然而，有关信仰自由的论述，被法官游涛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打断十余次，一位陪审员甚至当庭称“再这么讲我就弃权退出法庭”。对此，高智晟律师严肃抗议，提醒法官和陪审员承担法律义务，理性和平静地面对律师发言。
当事人蔡卓华也在答辩中推翻侦查阶段口供，直言被诱导和威胁作供，“国保（国内安全保卫）的人威胁我说，传播圣经是信仰问题，和政治挂钩，很严重的。要往经济上靠。”
2005年，《亚洲周刊》将14位中国维权律师评为当年的“风云人物”，赞赏他们“不畏强权，以宪法为武器，善用互联网力量，为十三亿中国人民维护宪法赋予的权利，推动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其中，代理蔡卓华案的律师就有5人，高智晟和王怡更是在代理案件后决定皈依基督教。而当时，已有评论指出，不应忽略维权运动中的基督徒维权人士或律师，或是维权运动发展中的基督教元素。
基督徒律师团发起人范亚峰是1989年“六四”安徽师大学潮的学生领袖，后在中国社科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2010年获得“美南浸信会宗教自由奖”的获奖致辞中，范亚峰曾谈及他对“六四一代”“双重使命”的期许：中国文化基督化、中国政治民主化。这也是他同时投身法律人维权运动和家庭教会牧养的原因。
对范亚峰而言， 基督徒维权律师团成立的宗旨，除了维护中国基督徒的权利，还有推进中国法治建设。他策划出版的《基督徒维权手册》，内容包括理念、宗教事务条例、宗教财产、刑事诉讼、行政程序、行政救济等篇目，合共108条问题。该手册在全国家庭教会发行1.5万册，电子版则在他2004年成立的北京圣山教会网站“圣山网”刊登。
在编写者眼中，手册“从根本上改变了家庭教会对于传教维权的态度”，表明“基督教应该积极介入到中国的民主发展中”。后来的杭州萧山教案、新疆的阿里木江案、山西临汾教案、浙江拆十字架事件等，都有基督徒维权律师活跃的身影。他们不仅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向教会及信徒普及法律知识，对案件进行报道、分析、评论，研究宗教自由案例，还有组织基督教会界支持和帮助家庭教会，通过国际舆论和国际社会在国际政治层面影响中国政府。在这些方面，基督徒法律人“各有分工、互相配合的模式”逐步形成。
“中国未来民主化主流的、核心的模式是要把家庭教会的经验扩展到全局，把教会维权模式扩展到全局。”范亚峰曾公开说，应在维权的参与中唤醒民主意识，成为现代公民，打开超越国家的公共空间。
在蔡卓华案发生二十多年后，杨晖翻看着王怡的辩护词，感觉有如触摸当年新兴公民社会的一抹余晖，“蔡卓华案确实是公民社会非常活跃的一个表现，现在网上还能搜索到100多篇文章。”他认为王怡的辩护词直指“非法经营”所依据的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违宪”，最为精准地把握了蔡卓华案。
杨晖曾是厦门的一名基督徒律师，代理过12·9秋雨教案、十二港人案等敏感案件。2021年，因多年在二手书网站销售二手书，他被地方当局处以高额罚款。杨晖随即提起行政诉讼，从此格外关心出版管理法规和“非法经营”类教案。
2021年，由于申请转所时不愿妥协补交材料，杨晖的律师执业证被冻结。在自费旁听内蒙古王洪兰补贴销售圣经案一审后，杨晖以公民代理的身份，与被告之一季国龙达成了二审委托代理辩护。然而，呼和浩特市中院却以不能证明双方是朋友关系而剥夺其辩护资格。
“蔡卓华案是公民社会在非常勇敢地朝前走，冲击废除出版审查制度；而内蒙古案当事人，从合法发行终端取得圣经再自由转让，已经不是出版审查该管的事情，等于退缩到了规定的边界里，人家还是冲过来抓你。这是完全反方向的两种趋势。”对比相隔了十余年的两起案件，杨晖不无感慨。
农村包围城市
原山西临汾金灯台教会的李月胜，是公认最早帮助家庭教会维权的基督徒之一。许多教友曾对其选择表示不解：“你怎么半路出来研究法律和宗教政策呢？我们基督徒不是有圣经就够了吗？”“你提到要用法律政策来维护教会的合法权益，你这样说有圣经依据没有？”
据他分析，中国家庭教会和基督徒之所以不愿运用法律维权，主因是认为与圣经教导“走十字架的道路”、“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相冲突，此外担心自身受牵连，被视作与国家对着干。
过去，像基要派领袖倪柝声所领导的地方教会，就极为强调顺从世俗政权。信徒普遍认为各种诽谤和误解，都是属于十字架的苦难。1956年，在“肃反运动”中被定性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而遭镇压的部分骨干成员，直至上世纪80年代也未要求平反。
“中国家庭教会的老传统是躲起来，坐牢就坐牢，退出公共生活，认为关心世界不对。”李英强说，他非常佩服赞赏基要主义者对基本信仰的勇气和持守，但面对复杂的政教关系采取逃避态度，无法回应世界的挑战。
他也认为，与其说这出于神学分歧，不如说人活在路径依赖中，尤其中国人历史文化的基因是怕死、怕皇帝、怕权力。然而，顺服的前提是政教分立，掌权者不能越界干涉教会事务。
在中国，“家庭教会”可以上溯到上世纪50年代。1949年中共建政后，政府强调“宗教必须与帝国主义决裂”。1950年，在以自由派为主的基督教领袖推动下，《三自宣言》发表，标志“三自爱国运动”启动，要求教会“自治、自养、自传”，接受政府领导。1958年，在政府推动的“联合崇拜”下，许多教堂关闭，不同宗派的教会被强制合并。以王明道为首的基要派基督教领袖，坚决认为“三自”属于“不信派”而拒绝加入，后被指控为“反革命”入狱。
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地转入地下聚会的“家庭教会”逐渐萌芽，尤其当“文革”时期宗教活动被取缔、“三自”教会也被迫解散时，家庭教会成为保留信仰的火种弥散开来。
中国宗教问题专家张坦曾在公开讲座中分享道，中国家庭教会发展早期阶段的特点是“农村包围城市”。有河南农村传教人分享称，他们当初聚会只能深更半夜进村，“不但躲避人还要躲避狗”，因为一旦狗叫，就会引来民兵围剿，传教人抱着圣经赤脚拼命奔跑，逃出围困时才发现脚上已经血肉模糊。
“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宗教政策相对宽松，基督教家庭教会率先在农村复兴，尤以河南、安徽、山东、江苏及浙江温州等地的农村最为蓬勃。这批民间自发兴起的教会，重视祈祷医病、赶鬼、异梦等经验性的“神迹奇事”，更容易形成以教会领袖为中心的家长制“人治”模式。它们强调“他世”而不关心现世，避免涉入社会公共事务。
同一时期，在“六四”民主自由梦幻灭的价值危机年代，不少流亡海外的学生领袖受到华人教会帮助和传教，陆续成为基督徒乃至牧师；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出现“基督教文化热”，以刘小枫为代表的学者们，大量译介西方神学家作品，介绍西方文明的基督教根基，在传统文化资源之外解释现代性困境，由此出现了一批认同基督教价值却未必受洗的“文化基督徒”。
范亚峰回忆，“六四”后的几年他处于巨大迷茫中，不知人生为何而活，但在参加教会聚会时，看到许多普通信徒非常有激情，彼此有爱、对生活充满盼望，这对他产生了强烈吸引力。此前，他不断接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儒道佛等各种思潮，寻找心灵出路，直到信仰基督教才摆脱精神上的混乱状态。
王怡则是“70后”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曾是一名在成都大学任教的宪政学者，在中文互联网刚刚兴起的年代，便在天涯论坛、西祠胡同等网络议政平台声名鹊起。当大胆的政治批评和言论受到多方压力后，他感到疲惫和无力，担心个人主义的立场会让他的选择动摇乃至放弃坚持，而这也成了他皈依基督教的开始。
对王怡来说，最戏剧性的时刻是2005年6月的一天，他在翻看书架最高层的书时不小心从梯子上掉下来，后来缝了九针，卧床静养一个月。倒在地上不能动弹时，他第一次开口祷告，唱赞美诗。他意识到，庞大的书架就代表着知识分子的知识理性和自负。
一些基督教研究者指出，基督教教会在中国被允许继续存在的前提是：不上街传福音、发单张，所有宗教活动只限定在经批准的宗教场所。这至今仍是绝大多数教会遵守的红线。而除了“定点”，俗称“三定”的宗教政策还包括“定人”和“定片”，即神职人员要有统战部批准的传道证，以及宗教活动不能跨地区进行。这些限制性政策直接导致基督教在社会公共领域的消失。
王怡认为，半个世纪以来，环境无论是严酷还是宽松，绝大多数家庭教会潜意识里认为“生存”是一间教会的最高目标，而“惧怕”也成为中国家庭教会最基本的生命经验。
基督教学者高晨扬曾在一篇论文中回忆，2011年前他在成都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查经祷告会，现场只有十几人，每次轮到一位中年男子发言时，他总是言不及义、文不对题，最后还表示自己正在进行研究需要收集资料。高晨扬后来得知，这位中年男子其实是教会传道人。这种为了自我保护而刻意在陌生参与者面前“作假”的行为令他相当惊讶。
从公开化到争取合法身份
2003年，王怡通过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家庭教会史。彼时，十余位知识分子朋友到他家看片，观后都称受到基督教信仰带来的文化冲击，更不敢相信片尾所说的当时中国基督徒已有六千万人，超过共产党员的数量。同年，《纽约时报》记者所著的《耶稣在北京》，更是让西方世界注意到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存在。
王怡认为，2003年家庭教会和中国地下基督徒浮出水面，是中国基督教会向关心社会参与的福音派转型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汶川大地震发生的2008年，则被标记为“志愿者元年”，大量基督徒作为志愿者奔赴灾区，参与了灾区救援与重建工作。王怡夫妇在自家客厅开办的查经团契正式成为一间教会，就发生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十几天。
这一时期，伴随着中国快速城市化，大量大学生、白领寻找着新的社群和价值认同。当海归留学生将参与教会礼拜的经验带回国后，围绕着大学、科研院所、写字楼的“校园团契”或“知识分子查经班”开始涌现。全球互联网的兴起，令华人名牧师的讲道唾手可得，也推动了城市福音热。其最大的特点是一改农村教会个人得救的敬虔主义，而是追求改造国家。
强调社会参与和公共责任的改革宗神学，对知识分子和职业人士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律师、商人等职业共同体也借助团契建立身份认同和拓展人际网络。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务工，农村家庭教会也开始向城市迁移，有的还受城市新型教会影响，教会治理也更为组织化和规范化。
其中，赵天恩对中国大陆改革宗教会的兴起有着深远影响。他最早于1985年提出并不断阐述的“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激励许多基督徒从“地下聚会”进入公共空间，同时推动了城市家庭教会的植堂计划（即有策略地开设新的教会）。
网络公开资料显示，2003年至2015年是城市“植堂高峰期”，不乏牧师主动脱离“三自”自立门户。2010年代初期，城市家庭教会有上百个植堂点出现，部分城市教会人数突破2000人。而像临汾金灯台这样分区分片管理的大型家庭教会，信徒更高达五六万人，与“三自”教会分庭抗礼。但由于随后的政治打压，加之内部的治理挑战，这种扩展还未来得及形成全国性网络便面临放缓和收缩。
王怡自认其归信基督教与他参与调查的两个教案有很大关系：一是蔡卓华案，另一个是稍早发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大的教案——华南教会“邪教”案。
华南教会在高峰时期拥有信徒5万余人。2001年8月，教会领袖龚圣亮被湖北省荆门市警方抓捕；四个月后的12月25日，荆门市中级法院以“利用邪教破坏国家法律设施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故意伤害罪”、“强奸罪”四个罪名判处其死刑。当时此案因刑讯逼供和政治化定罪等嫌疑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被认为是宗教迫害的案例；但王怡参与的独立调查显示，对龚圣亮的部分指控可能确有事实依据，如诱骗并猥亵其教会网络中的若干女性成员、使用暴力等。在国际舆论压力下，2002年该案二审时撤销了宗教相关罪名和死刑判决，龚圣亮最终被以“强奸罪”改判无期徒刑。
王怡一方面被当时接触的农村信徒所感动，另一方面清楚看到自建一套封闭的地下秘密系统，一定会导致教会内部治理问题乃至教会领袖犯罪。因此，秋雨教会成立伊始，王怡便坚持走公开化道路。
普利策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张彦（Ian Johnson）对此记忆犹新。2011年他为撰写《中国的灵魂》约见王怡时，秋雨教会正购置了一栋写字楼的19楼进行礼拜，“秋雨教会的会众并没有偷偷摸摸地从后门溜进来，而是佩戴名卡，穿着正式的服装来参加主日崇拜。他们为来这样的教会感到自豪，没有半点遮掩。”张彦为秋雨教会“彻底的公开化”而惊讶，即使王怡深知风险并经常提到被捕的可能，“他的证道都有录音或录像，来教会的人——无论信徒还是警察，都可以去听录音或看录像。”
此前的2009年6月，秋雨教会首次遭遇“取缔”。6月4日前后，成都综治办以消防不合格为由打断秋雨教会聚会，随后成都青羊区民政局宣布其为未经登记的社会团体并予以取缔。事后，秋雨教会向成都市民政局申请行政复议。尽管行政复议成功，后者建议青羊区民政局“纠正”相关行政措施，此事最终不了了之。对此，王怡在一封代祷信中公开表示，教会不主动退回家庭，而将以各种方式和地点坚持全体信徒的主日崇拜。他进而依法向成都市民政局公开申请注册教会，但未获批准。
寻求公开化道路的另一个标志是北京守望教会。自2006年国务院颁布《宗教事务条例》以来，守望教会便持续推动教会登记，挑战宗教团体教职人员必须由“三自”认定的法规。这源于他们从神学上反思并重新定位教会在社会中的身份角色，也认识到教会有责任争取或维护其在社会中的合法权益。
守望教会把推动登记视作中国家庭教会转型，从社会边缘进入主流社会的努力。然而，他们得到的回应是不断地驱赶和逼迫。2009年10月底，因房东提前解除租约，守望教会在公园外举行了两次户外主日崇拜，后因有关方面默许回到室内聚会。此后，教友们筹资2700多万元购置写字楼作为堂址，业主却在政府部门压力下拒绝交付钥匙。2011年4月起，守望教会被迫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户外礼拜，截至2022年8月举办了600多场。许多坚持公开聚会的教徒因此多次被拘留或入狱，教会领袖金天明牧师则在北京公寓里被软禁长达九年半。
王怡曾多次前往探望金天明。2011年那次，便衣、城管和不明身份人士堵在金天明家门口，门外支起两张行军床，三班倒地轮守。王怡被阻止进门，只能隔着人墙向金天明夫妇问安，临走时把一本牧函集从阻拦者头上扔过去。“不只是我探望他们，也是他们在探望我……他们足不出户，就探望了整个中国家庭教会。”2013年，王怡在《金天明是你什么人？》这篇文章中回忆并写道：“他在家里替我坐牢。”
“12·9秋雨教案”发生后，金天明牧师也不顾压力，发出公开信《这也是我的立场》，声援王怡关于政教关系的信仰立场宣告。由于互联网审查，许多网友会在转发时将文字截图倒着贴出，金天明却希望大家转发时避免如此行事。在公开信结尾，他一语双关风趣地说：“让我的立场立得正一些吧。”
在基督教研究者看来，家庭教会坚持公开化、争取合法身份的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难以预料的风险和阻力。2010年洛桑会议事件，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证。洛桑会议是全球福音派教会的大聚会，此前两届分别在1974年和1989年召开，中国都无人参加。这次会议成了中国传统乡村教会和新兴城市教会联络的契机，然而被选出的200多位代表最终都被阻拦出境，徒留开普敦会场上200把空椅。
2014年至2015年间浙江省大规模拆十字架运动，更是政教关系日趋紧张的缩影。这场拆十运动波及千余所教堂，其中绝大多数是“三自”教会体系下合法登记的教堂，光温州就有至少四百所教堂十字架被强拆，在海内外引发广泛非议。
有研究者指出，从名义上看，浙江省政府“三改一拆”（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和拆除违法建筑）行动合乎法规，而且涉宗教违法建筑被拆除比例微乎其微——仅占整体0.26%、其中基督教违建占五大宗教及民间信仰违法建筑拆改面积的2.3%，但这无法掩盖官方文件提及的“有效遏制”以基督教为首的“宗教及民间信仰领域过热、过滥、过乱”现象的意图。
这在拆违相关工作实施方案中可见一斑。例如，方案明确规定要“解决十字架等宗教标志物超高、亮灯等问题”，“除特殊宗教节庆日外，一律不得亮灯”，又强调“重点拆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线两侧宗教活动场所的十字架，分期分批把十字架从屋顶移到建筑立面上”。而令许多信徒难以接受的是，即便被强拆后改立于地面的“十字架”，仍难逃再次被拆除的命运。
平阳县是温州地区抗争最激烈的地方。2014年7月20日晚，当地政府投入数百名警力强拆救恩堂十字架，最终酿成流血冲突事件，六十多名护教信徒受伤。当地凤卧教会牧师黄益梓于事后带领信徒，公开向政府讨要说法，却因此被认定为抗争组织者。黄益梓被捕几天后，救恩堂十字架即遭拆除。
代理黄益梓案的基督徒律师张凯，也被官方视为温州教案的“幕后黑手”。在2016年2月温州网发布《温州“张凯案”真相》一文中，张凯被指骗取当地100多家教堂的信任担任其法律顾问，对当地基督教主要堂点的负责人以维权的名义“规训部署”，鼓动信徒统一着装在公共场所聚集“抗拆”，在境外开设专门网站造势并组织境外记者到温州采访等。
张凯还是2015年“709大抓捕”受害律师之一（详见“WOMEN我们”报道《中国人权律师二十年：直道而行，法治火种摇曳不灭》），7月10日深夜被带走。国安人员警告“不得炒作周世锋案（“709”重点镇压对象）、“不要参与浙江教案”后将其短暂放回，然而一个多月后张凯再次被带走关押。7个月后，张凯被迫“电视认罪”，最终获释。在经历“对中国法治几近绝望”的至暗时刻后，如今的他依然坚持代理教案维权。
“有别于过去中国政教冲击主要针对未登记的家庭教会，是次拆十字架运动对附属两会下已登记的教堂，构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曾深入走访调研浙江“拆十”运动的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教授邢福增说。受此次事件影响，几位接受邢福增访谈的教牧传道，还向他表达了“去三自化”倾向。
这一事件还罕见引发了中国基督教两会公开表态“极不妥当”“应当立即停止”，但随后在压力下向浙江省政府发出道歉信。因公开反对拆十字架，原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杭州市崇一堂主任牧师顾约瑟甚至被以“挪用资金罪”关押两年后无罪释放。
“基督教中国化”的严冬
在中国宗教研究者及基督教信众看来，2014年浙江“拆十字架”是中国家庭教会进入“严冬”的序曲。
也正是从这一年起，“宗教中国化”被大力推广——先是出现在理论界，随后在2016年全国宗教会议与2017年中共十九大被正式提出。2018年2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的新版《宗教事务条例》正式实施；紧接着，同年3月基督教全国两会宣布正式启动《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基督教徒深刻感知到凛冬已至。对于他们而言，这标志着中国对待基督教的政策，已从“限制发展”转向了“积极改造”。
“宗教中国化的主要目的不是文化上的同化，而是政治上的驯化。”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凤岗评价道。
有研究者指出，“文革”后的三四十年间，中国的基督教政策长期由两个文件主导——1982年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发〔1982〕19号）与1991年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发〔1991〕6号）。关于家庭教会，前者称：“关于基督教徒在家里聚会举行宗教活动，原则上不应允许，但也不要硬性制止，而应该经过爱国宗教人员进行工作，说服信教群众，另作适当安排。”“六四”事件后，中国加强了宗教管理，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991年中央6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但“不是去干预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这一条仍与1982年中央19号文件一脉相承。这为处于灰色地带的基督教家庭教会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空间。
然而，2017年修订的新版《宗教事务条例》，铲除了家庭教会栖身的政策土壤。曾在浙江教案中被关押107天、后被取保候审的基督徒律师方县桂分析指出，新版《宗教事务条例》确立了国家对宗教的全面管控，不允许脱离政府控制的教会存在。根据该条例，宗教教职人员、活动场所登记和宗教财务都被纳入严格审核和监管范围，不经各级宗教局、统战部审批，均为非法，“新时代迫害教会的新方法就是法规工具化，把原先模糊地带细化，使得处罚有了标准和依据。”
据方县桂观察，对家庭教会的打击，最初以治安处罚和行政罚款为主要手段，现在则日益刑事化，罪名包括诈骗、非法经营、邪教组织、偷越国境等。内蒙古王洪兰案、哈尔滨许峰案、山西临汾圣约家园诈骗案，均体现了这一趋势。“12·9秋雨教案”则显示了官方对家庭教会打压的升级。作为秋雨教会领袖，王怡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及“非法经营罪”判刑九年。
如今，在政府管制下的宗教场所，也必须升国旗并张贴“爱党，爱国，爱宗教”等标语和海报。“有人说，只不过升个国旗、贴个领袖像，背叛了神一点点，但要知道耶和华是忌邪的，拜偶像就是背叛。”李英强评论道。
王怡曾写道，中国家庭教会“不从国教”的清教徒运动，是他“一生的呼召、痛苦和喜乐的焦点”。2015年，秋雨教会发布《重申我们对家庭教会的立场：95条论纲》，正值王明道公开宣布拒绝加入“三自爱国运动”60年，此文件也被视为新时代家庭教会信仰的新里程碑。
在越发冷酷的气候下，秋雨教会俨然成为敢言敢为的标杆。然而，持续多年的上访者福音团契、良心犯援助、抗议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强迫堕胎和“六四”祷告会，哪怕在教会内部也面临着“搞政治”或“作秀”争议。2017年，秋雨教会还因此进行了“分堂”。
“我们做‘六四’祷告会，不是为了让政府知道我们多厉害、不听话，而是因为这个话题在中国讳莫如深。所有人都不敢谈，我们就要从福音角度来谈，以基督徒的方式，将历史伤口带到上帝面前。”李英强称。
“无需言必谈崇高的政治理想”
蔡卓华案的八人辩护团，如今显得有几分“知交半零落”：
因介入临汾浮山教案维权，2009年11月3日，范亚峰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开除副研究员身份。与此同时，网络上出现攻击他的声音，认为他将中国家庭教会政治化，加剧了当局对家庭教会的打压。2010年，北京警方曾五次传唤范亚峰及其家人，搜查其住宅和办公室；当年10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前夕，范亚峰被带走关押9天，后持续遭到软禁，逐渐淡出公共领域。
高智晟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并多次上书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并发起维权接力绝食。因“煽颠”入狱前后，他屡遭绑架和酷刑，2017年8月失踪至今。和他一样积极为法轮功成员维权的基督徒律师还有李和平和余文生，前者因2015年“709大抓捕”被监禁两年，后者在为多位“709律师”辩护后遭厄。
作为慕道友，法学博士许志永因创立公盟、发起新公民运动三度入狱。
早在2012年7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一篇官方学者文章，称美国 “以‘网络自由’为号召，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人群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这被坊间称为与“文革”时期对应的“新黑五类”。
李英强是最早感受到公民社会寒潮的人之一，在2014年他发起的立人图书馆受到政治压力被迫关闭之际，便向公益同行发出了“凛冬已至”的公开信。从公盟早期研究员、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理事，到立人图书馆发起人、立人大学创办人，李英强过去的理想是通过民间智库和公民教育，培育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的种子，但2008年皈依基督教后他日益感受到内在的挣扎，自嘲自己做“自由主义的传教士”是在带人走向离神更远的道路。退出公益界后，李英强转而投身全职传道人和基督教育事业。
许明（化名）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向。他曾是一位基督徒维权运动的研究者和积极参与者，经常组织基督徒法律人研讨会。他真诚地期待过，日后中国会有真正的“基督徒政治家”诞生。然而，2010年后，随着他参与的一份三农政策报告被官方打压，他的事业和人际关系全面遇挫。一切停摆之际，他对“基督徒法律人”事业萌生了质疑和反思。
他意识到，一些维权运动领袖彼时对时势评价过分乐观，视台湾和韩国民主运动中基督教的作用为楷模，但其中可能混合了政治欲望和对权势的渴望。
当他转身成为一名律师的时候，他的心态更为平和，承认基督徒律师代理教案也是一种市场化的选择，无需言必谈崇高的政治理想。他说，代理教案时他更看重“陪伴、安慰、辅助”的角色。
在2011年与朋友余杰的一次访谈中，王怡亦反思，昔日参与维权运动时，其实他内心“产生了一种虚妄的自义，以为十亿兆民，天下重任，唯我二三子而已”，“觉得自己是一个行公义的人”，“天下皆醉，唯我独醒”的“士大夫情结”与傲慢其实深入骨髓。
在朋友们眼中，王怡从早年的狂傲到委身教会后的谦卑，“确实发生很大变化”。李英强说，这一点对他们夫妇产生了很大吸引力。
“抗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见证另一个世界。”2018年，王怡在被捕前曾预备了一篇题为《我的声明：信仰上的抗命》的文章。该文在其被拘留48小时后发布，直接宣告了他与维权运动分道扬镳：
他在文中称，他无意改变中国的任何制度或法律，亦否认个人或教会的抗命在任何意义上是“维权”或公民抗命形式的政治行动。“作为牧师，我唯一关心的，乃是信仰上的抗命，所带来的对罪恶人性的震动，和对基督十字架的见证。”
2023年9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评估中国宗教信仰情况的报告认为，自2010年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便停滞不前。该机构综合分析了多家中国境内学术团体的调查及官方数据表明，中国自认基督徒的成年人从2010年的2320万人下降到2018年的1990万人，参与 “有组织的宗教” 活动的比例也从40%降至35%。
“在一个日益敌视宗教的环境中，谁会愿意回答有关宗教的调查问题？”杨凤岗曾公开质疑调查结论，认为它离真实情况有距离，但报告仍有让他“感到盼望或正向的部分”——“尽管中国当局对宗教的压制加剧，但有相当一部分宗教信徒敢于向陌生人公开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及宗教活动。换句话说，调查里的基督徒比例意味着，这些基督徒是最坚定、最敞开的基督徒，他们敢于在日益恶劣的政治环境里公开自己的宗教信仰。”
据杨凤岗观察，尽管目前中国教会正处于“严冬”，仍有许多新的信徒接受洗礼。“人们聚会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些基督教会采取游击战术，经常变换聚会地点。如果他们的聚会被警察和宗教事务官员发现，可能会遭到破坏和驱散。教会领袖可能会被拘留或罚款。然而，中国基督徒仍坚持遵守‘不可停止聚会’的教导。”
“12·9秋雨教案”后，在牧师缺席的情况下，秋雨教会被迫放弃过去20年在“教义、教制、教职、教产”等方面的建造和积累，退回原子化、小组化、地下化的状态。在公安部门威胁下，教会坚持不改名，也不与王怡割席。
“一步退，步步退，信仰的持守往往就是从细微的地方开始松懈、退缩，以至于到后来一退再退、退无可退、溃败崩溃。”李英强在一封牧函中这样解释“坚守阵地”的初心，“逼迫者的目标不是让我们‘合理合法’，而是要我们放弃信仰中非常重要和关键的许多部分……”
全面回顧這段正在發生的歷史，中國歷史兩千年來第一次有新的思潮。正是神的作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