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回忆：十四岁那年的八九六四
在远离北京的南方县城中学，无师自通的反叛从何而来？那一年报章点燃的激情与青春萌动隐隐呼应，政治与性的解放问题交缠无解。那年发生的一切，并未一夕之间带来幻灭，而是潜入生命底层，指引此后的路途。
撰文 卡蒂诺
编辑 芥兰
平台编辑 覃山
1989年国庆假期，我和小钟有一个私下的约会，到现在，没有任何人知道。
我觉得小钟是我的“哥们”，他可能觉得其实是“大哥”。那一年我不到十五，读高二，在湘赣边界上一所有些历史的中学，我的同学通常比我大一到三岁，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同学，像小钟这样。
我们计划到四十里路以外的一个属于湖南省浏阳市的乡镇，送一份讨论民主运动的油印资料。
我穿着紧绷绷的牛仔裙，就是那种迈不开步子的一步裙。上身是斜开襟有点儿蝙蝠袖的宽身牛仔机车夹克。
牛仔裙是一个表姐给我的，这件浅石磨蓝的夹克其实是借张楠的。她是钢铁厂的厂矿子弟，比我们时髦。 那年夏天，也是她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开始穿文胸？你虽然比我们小，可是你也开始发育了，不能老穿这种没有支撑的背心。”
我还把马尾松开，让长头发披下来。可能我只是希望到了送信的地方，我们不要一下被看穿是中学生。也许我跟小钟一起出门，希望自己能时髦一些。小钟老觉得自己是混社会的，所以他经常说我幼稚。他皮肤黝黑，五官轮廓清晰，身材中等但挺拔。他的几名小兄弟是小虎队式的打扮，他却经常穿着一件军便装——这不是八十年代的时髦，他那种玩世不恭很吸引我这样生活平淡如水的女孩。
浏阳并不远。两省交界的区域，历史上很多活动也都在一起，包括不同时期的起义，宗族联盟，以及我们老师谈女朋友。
那是一个上午，南方的那种灰蒙蒙的阴天，似乎早晨的薄雾还没散去。小钟带着我上路了。联通两省的是一条国道，经过山地很多，路的坡度很大，在下坡的时候，我们好像冲浪一般扑向前方绿色的幽谷，有一种失速的心跳。我记得国道两边有很多高大的枫杨树，垂下一串串长着翅膀的种子，按道理此时枫杨的种子要成熟了，叶子也会开始变黄，但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年后，我回想起那个假日，叶子是深绿的， 阳光终于冒头的时候，果实是嫩绿半透明的。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到现在，只有小钟陪着我进行这趟艰巨的任务，尽管他不是我春夏之交的同谋。
县中的反骨青年
我兴奋地从报道里看到了一个变化趋势：人们对一种新的、直抒胸臆的语言和不受教条约束的生活方式的向往。李燕杰的修辞曾经是主导性的，但他要被年轻人抛弃了。
北京闹起学潮的时候，我们这一群十几岁的中学生十分激动。反正高一是在应试教育中最放松的一年，我们所有游手好闲的时间都被这件事填满了。
我后来才意识到一个问题：我在这个县城的中学，是怎样成为发生在北京的运动的关注者呢？这种无师自通的反叛从何而来？我只记得大家晚自习之前在教室里讨论热门的专题片《河殇》1的情形。我有一本《河殇》的解说词，是看了杂志邮购的。
我在记忆中打捞一些碎片。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有时候会以中考功课忙，晚自习后回家不方便为由，跟燕萍住在她舅舅的宿舍里。她舅舅是学校的老师，但通常回家住。他好像管着学校订阅的杂志，譬如《瞭望》和《新观察》。《新观察》对我影响很大，我很爱看主编戈扬写的编者手记。一般都很短，只占目录之外的半页。我可以看懂。
1988年，初三的我开始订阅一本在北京出版的叫《大学生》的杂志，它的订阅广告好像强调与北大有关；反正我肯定要去北大中文系读书的。1989那一年有一期就有刘晓波的人物稿；“反革命暴乱”之后，杂志刊出的批判文章，自然提及他的“三百年殖民地”言论。1987年初，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方励之2、刘宾雁3被开除出党。我看的杂志里的一些知识分子采访中，影影绰绰都会提及1986年的学潮4，所以我心领神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对爱国学生运动的镇压。反官倒，反腐败，才是那时候的时代精神。
那是一个相信改变的世代，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是带给我这个信息。在新华书店的柜台前可以听到排队购书的人们的讨论，从国家大事到文艺批评。从书店，到报章杂志，八十年代所有人都在讨论大问题。我爸爸单位中专毕业的同事小吴出版了他的先锋诗集。我所有老师的斑竹书架上都有一本《美的历程》，或者《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以及很多小开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当然还有伤痕文学。告别文革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虽然并没有特别看懂，我的书架上就放着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那一两年所有的杂志都在讨论这本书。
对于我来说，《新观察》之所以重要，在于戈扬是一位女记者。作为主编，她也会写一些采访类的稿件。她是我希望成为记者的最早的激励。我当然也知道其他的记者，譬如刘宾雁和戴晴5；因为戴晴在《光明日报》写学者对话以及“走向未来”丛书的风行，金观涛、刘青峰和严家其之类的名字，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来自海峡对岸的李敖、柏杨和龙应台，也都是那个时代的热门作者。如果说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标准要求是什么，应该就是“针砭时弊”吧，所有的媒体文章都朝这个方向簇拥着，所有讨论都直抒胸臆，跟今天的“讲好中国故事”大不一样。
无论是《新观察》，还是《大学生》，那个年头的杂志都挺“杂”的。什么都往上头放，也给广告主写人物软文，有很多读者自由投稿，风格芜杂；图片也有插画有创意摄影，反正不全是新闻图片。跟我们2000年以后的杂志的分众化和专业主义语言，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那些杂志呈现了变化时代知识分子生活中一切杂糅。
今天回头感受我记忆中的八十年代，它到底是“前40年”的终结，还是属于“后30年”的开始呢？到底是文革的延伸，还是改革的开始？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固然是反对和告别文革的，但是它延续了“前三十年”的一些遗产。那其实是“运动式改革开放”的时代，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可以讨论公共事务，人们仍然在寻找一种普遍真理，从总体的意义上解决国家道路的问题。没有人认为那只是少数人的事。
1988年初，发生了“蛇口风波”。我从小学开始看李燕杰的书，他是北京师范学院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所长，几乎是钦定的青年导师，我们读他的巡回演讲集，也学习他的演讲艺术。可这样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导师，在1988年的蛇口，遭到了蛇口青年的“突然袭击”。
半年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蛇口风波”答问录》，这等于是在合法化蛇口青年的讨论。当然，1989年夏天之后，这场争议被视为“动乱”的预演，影响了相关的组织者和传播者的命运。
辩论的情况，我都从人民日报以及其他报章上了解了。讲座其实是蛇口区团委组织的，听讲座的年轻人几乎反对导师们的一切观点，他们认为从市场得到的报酬是合法的，不需要有道德上的负罪感；对祖国爱的表达，应当实事求是，而不应当讲虚的、假的、空头的。在全球一体化的形势之下，不用再提外国色变。导师们习惯的宣传语言也失去了沟通效果。李燕杰谈了“美的风光，美的心，美的山河，美的人”，曲啸赞美了特区青年“不是断了线的风筝，而是腾飞的银鹰。”可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提问者说：“希望三位老师能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要讲些空洞的说教。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你们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
我兴奋地从报道里看到了一个变化趋势：人们对一种新的、直抒胸臆的语言和不受教条约束的生活方式的向往。李燕杰的修辞曾经是主导性的，但他要被年轻人抛弃了。
就像自然地站在蛇口青年的一边，我也不知不觉站在所有反叛者那一边。
那年2月，在北京举办了中国现代艺术展。我也从《大学生》杂志的图片报道中，了解到肖鲁的“对话”：她在电话亭装置前开了一枪。这太酷了，这个作品给我留下的印象，超过了同样成为争议话题的裸体模特事件。一切都需要变革，不仅仅是思想，而且是物质的存在形式。
春夏之交
放开报道，是记者们向报社与中宣部不断抗争的结果。那一代勇敢的记者，让在一所县城高中的我，跟遥远的、我从未去过的北京建立了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
我还看我爸爸订的《半月谈内部版》。感觉共产主义阵营在发生变化，不时有关于团结工会6的消息。在波兰，执政党已经与反对势力开始谈判，团结工会得到了合法地位。共产主义阵营的地基开始震动，没有人知道那是春雷还是地震，而戈尔巴乔夫马上就要访华了。
群情激愤是从胡耀邦去世开始的。离我们最近的长沙，时不时就有打砸抢的新闻，各地悼念活动的消息也越来越多了。四月底到五月，我们能够从一些报章上察觉到运动的发生。譬如，经历了文革的老师们喜欢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报纸《光明日报》，通常学校图书馆会有。
五月初，戈扬发表了一篇“改革的希望”——这可能是《新观察》短暂开放广场报道的开始，但是我的信息菜单不仅仅是这本杂志。我印象中这一个月的报道有大量的照片，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游行横幅：“新闻要说真话”。还有“继耀邦遗志争民主自由”、“魂归来兮”和“废除特权”，以及“救救孩子”——鲁迅是我当时最重视的作家。
新闻自由不是那个时代的禁忌词，因为那一年二月份，新华社报道，《新闻法》正式草案将会在年底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中已明确写出了“国家保障公民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行使新闻自由权利不受追究和侵害”。
那时候，校园的围墙有个豁口，钻出去就是邮局。我们中午会去邮局看一会儿电视，一台不大的黑白电视，邮局的人好像住在宿舍，所以有时候晚自修之前，我们也可以去碰碰运气。邮局的人对我们这群激动的学生很宽容，允许我们簇拥在柜台前，邮局也有玻璃的阅报栏，可以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之类的报纸。不止是我们，各种各样的人在邮局讨论北京的局势，仿佛这是跟寄信邮包裹一样平常——但我完全不记得他们个人的细节了。
人民大会堂外的长跪上书7，学生开始绝食8，百万人游行声援学生9，穿着病号服的绝食学生与李鹏的混乱对话10， 泼墨毛泽东像11，军队进城12，赵紫阳广场讲话中出现的雨伞13，我们都通过报刊和央视如同亲历。我后来才知道，放开报道，是记者们向报社与中宣部不断抗争的结果14。那一代勇敢的记者，让在一所县城高中的我，跟遥远的、我从未去过的北京建立了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
六四那天晚间新闻，我们当然看了新闻联播。两位主持人杜宪和薛飞15身穿黑衣，语速迟缓，不用管他们被迫播报的是什么，我们一瞬间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6月5日中午，我和李雅琳到邮局旁边的供销社商店买布。我们买的是一种做里料的黑绸子。我们在宿舍里把它剪开，决定发给大家——我们这一小群女生为主，别在手臂上。
我们戴着出去走了一圈，食堂与宿舍间来往的人群，好像没有什么人注意。就在我们在想要不要弄点儿标语的时候，我们宿舍住着的复读生叶小兰回来了。叶小兰已经是第二次高考了，她是个大姐姐，对我们很照顾。她几乎是含着眼泪把群情激昂的一群人劝下了。
我们并不知道应该如何搞运动啊。除了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如何影响周围的人群。这也可能是没有被学校发现的原因。
谭小丽
对我来说，她固然是为了我好，但是她天天在街上混，她可能知道什么是坏男人（这一点我很久之后才明白），却不知道什么是坏政府。
期末考完，暑假之前的周末，我们这一小群人不想回家。教室常常停电，周六晚上更是如此。
点上蜡烛坐在一起，我们七八个人也觉得很迷惘，这漫长盛大的嘉年华一样的春夏之交，就如此残忍地过去了，一切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我们讨论着当时的各种流言。电视上经常会有一些人“造谣”“血洗广场”被抓捕的新闻。有人说，她从杜宪薛飞消失之后就再也不看电视了。从此国内媒体上无法看到关于北京的真实信息了。我们相信情况一定非常惨痛。
正说得群情激愤，谭小丽进来了。谭小丽是校园里的一个话题人物。她父亲是一个年纪非常大，看起来有七十岁的老师，并不教我们。
谭小丽好像一直在读高三。当我用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认为我是用匿名，但是恍恍惚惚，这似乎就是她这样的女孩的真名。
她在校园总会引起我的关注。她穿着藕荷色的八片连衣裙，花瑶面料隐隐泛着珠光，每一片裙摆上都有一朵同色面料做的玫瑰花，初夏午后的风吹过去，广玉兰的芳香里，她的裙子和齐腰长发像水流一样在她身体曲线上晃动。
她也没有多少曲线。在这种南方小县城，她算是很高——多高？比我们这些一米五几的女孩，她看起来要高一个头。但是她极其瘦削，“她的手就像鸡爪子一样”，李雅琳跟我说，“她的皮肤就像褪了毛的鸡一样白。”
谭小丽名声不好。据说她跟一些男的鬼混，堕过胎——人们这样传说，并不需要证据。她父母好像管不了她，所以才有着那种少女很难有的瘦削，但其实她的老爸爸也很瘦。她肯定也是美的，是那种五官给人留不下印象，小鼻子小眼睛，但是仍然是美的。她这样的女孩，让我们向往，也让我们害怕。她竟然要进来跟我们坐在一处，让我们有点儿受宠若惊。
谭小丽刚刚坐定，后面就跟进来了一个人。他叫着她的名字进来了，谭小丽不怎么搭理他。
跟进来的人敦实的个子，比较短的小平头，棒球衫，金丝边眼镜，皮肤很暗，眼睛很小，还有青春痘。这时候他看到了桌上的《河殇》解说词。
于是他开始自我介绍，说他是从广场上撤退下来的。什么是“撤退”？我早已忘记他说撤下来的时间节点，因为广场学生之间有不同意见。
我是一心要进北大的，因此对他自我介绍的中国农业大学几近无感。他的普通话湖南浏阳口音很重，这是我至今仍然能记住他的专业的原因：环境监测。因为我问了一句：“为什么农业大学要学‘黄金监测’啊？” 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因为生活里姓黄，并且三个字的人太多了。我甚至怀疑姓“黄”也是来自“黄金监测”——但我又觉得大致不会错。所以，我把他叫做“黄忠勋”；恐怕得看到他的名字，我才能想起来。
浓重口音并不妨碍他侃侃而谈，说广场上的斗争已经挫折了，本来民主革命就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接下来，可以把火种带到更多的地方，全国各地的基层社会去。我们要继续学习、讨论，未来可以办一些交流活动。
我们的心情可以用那个时代的一些影视台词表达：“可算找到组织了！”我们讨论到深夜，太激动了。我们纷纷留下了通讯方式，其实也就是寄信的地址，两份：家里的和学校的。
终究要回家过暑假的。回去之前，谭小丽找我到教室走廊说话。“你别跟着他混，我怕你吃亏”，她说，“那个姓黄的就是个坏人”。她告诉我，在遇到我们之前，黄忠勋就是在勾搭她，“他就是那种在街上玩的人”。她看到教室有烛光才冲进来的。
他追求谭小丽是他个人的事，我这样看。于是我大约回答说，我们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因为他是串联的北京大学生，而跟他交流的。谭小丽说：“我不懂你们说的那一些有什么意思。这是你们这些小孩子该管的事情吗？可是这个人不好，你不要上当。再说，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从广场上下来的？没准是个骗子。”
对我来说，她固然是为了我好，但是她天天在街上混，她可能知道什么是坏男人（这一点我很久之后才明白），却不知道什么是坏政府。
来自广场的声音
那个让人压抑的酷暑，我在家里偷偷用双卡录音机听那些广场上的声音。我听到人声鼎沸，叫好、鼓掌，多数都是即兴的，是那些磁带让我成为广场的精神遗族。
暑假，中央电视台一打开，就是镇压反革命暴乱的专题片，会看到公交和路桥边挂着烧焦的尸体，让酷暑显得更加燥热。我在家里没有玩伴，我去邻居詹家。詹家两兄弟都算是天才儿童，属于是必然上清华北大的那种。他们的妈妈魏老师在文革里“遭受迫害”——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大人们提及文革时候的标准措辞。魏老师遇到的迫害就是被批斗，跪在碎玻璃上面。
从今天的观念来看，她显然是有PTSD的。因为受过迫害，因此孩子们通通不能读文科，这跟我大学的时候遇到的文科老教授们一样。
詹宇宽在北京上学，正好毕业。我当然要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说得很少，假装情绪平静，感觉是个打酱油的路人甲。魏老师肯定是不允许他乱说。他基本上不被允许出门，但宇宽仍然受到了运动的波及。他的学业成绩很好，本来有机会留校。但他们这一届全部被发回省里。他不算糟糕的，因为大学生非常稀缺，他进了省城的一所大学。
然后詹宇宽还是节制地跟我说了一些情况。他说，有个同学从广场骑车回到宿舍，什么也不说，就是放声大哭。他带回来三四盒磁带，偷偷借给我回去听。那是广场上的演讲。那个让人压抑的酷暑，我在家里偷偷用双卡录音机听那些广场上的声音。我听到人声鼎沸，叫好、鼓掌，多数都是即兴的，是那些磁带让我成为广场的精神遗族。
詹宇宽的弟弟宇欣在南方城市，他好像什么都没说，以至于我认为那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我才知道，军队进北京镇压之后，那里的学生还坚持了几天示威。
但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把宇欣被退学的事情记错到1989年秋天。头一年法不责众，他并没有被处罚。没有想到，他会在万马齐喑的次年书写“反动口号”，而被大学退学。他后来跟我说：“我退学你没有不开心。”
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带回了一把全班同学送的红棉吉他，给我弹了《彝族舞曲》或是《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我怎么会不开心呢？他轮指弹得好。他太聪明了，改名换姓重考到更好的大学，再后来成为我大学时期的男朋友。他在我生活中始终是非政治化的，是关于书法、音乐，辅导我的功课以及每个周末寄信的想念，我们几乎从不讨论写口号的事，以至于这件事被吸纳进1989年秋天的记忆。
宇欣后来去读了一个文科博士学位，写着一个分析国际形势的博客，从天涯到网易，最近还迁移到了小红书。我们联系不多，因为话不投机。他认为任何社会运动都不可能造成中国社会积极的变化。他也相信，长远来说，必然东升西降。因为，“雅典竞争不过斯巴达”。
警察来了
谭小丽错了，黄不是骗子，确实是一个被警方追踪的“暴乱分子”。“彼得一世”已经气炸了，他说我小小年纪就跟串联的暴乱份子混在一起，还考什么大学？
上高二之后，没开学多久，我就被“彼得一世”找去他办公室了。
“彼得一世”是我们给他取的外号，他是我们的教导主任。我在上高中之前没有见过那么严厉高压的学校领导以及——中年男性，他是本地男性少有的高大的相扑士那样既胖又壮的身材，眼神总是恶狠狠一脸杀伐果断，总之，一个中国版本的“彼得一世”。
我高一的时候被他狠狠剋过一顿，而且我是冤枉的（这怪小钟，但也成为小钟觉得对不起我而成为我朋友的原因）。他不能容忍学生为自己做任何一点辩解，对我咆哮。我一直是好学生，从未被老师这样粗暴对待，高一每次看见他走过教室窗口，我都幻想手里有一把机关枪，突突了他。他是我在这所园林优美的学校唯一的噩梦。
“彼得一世”的办公室有两个人，不是老师。
一个的风格像《白日焰火》中的廖凡，有小胡子，不过并不颓丧，有一点点温和幽默的气息。我之所以有这个印象，是因为另一个对我很凶，但我对他全无印象。我有一种能力，当我想忘记折磨我的事物，我就真的会忘记。
说他们是国保的——其实我分不清，我一直说成国安，因为家里有熟人在市里的国安局工作；现在想来应该是国保或者叫政治保卫。他们好像没有戴大盖帽，小胡子穿着有一点儿像制服的军绿色外套。
他们问我和黄忠勋的联系。谭小丽错了，黄不是骗子，确实是一个被警方追踪的“暴乱分子”。“彼得一世”已经气炸了，他说我小小年纪就跟串联的暴乱份子混在一起，还考什么大学？他语速极快、铿锵有力，整间办公室都是哐当哐当的回声，中心意思就是我全完了。
小胡子温和地打断了他。他很和气地说：“你告诉我们他在这边干了什么，说了什么，就行了。好好想一想。”
他们还问我的父母是谁。他说：“我认识你爸爸，老前辈嘛。”本地的公务员大多跟我父亲一样行伍出身，这没什么出奇。他对我更温和了一些，似乎还忍着笑，他说，“你就是被人利用了”。
我压抑着尽量不抽泣。“彼得一世”让我感到恐惧屈辱。最重要的是，我还没有做什么就被逮住了。我总有一种被严刑拷打背叛革命的感觉，就像我们从小看到大的那些电影。
我不记得那个审问是怎么结束的，我只记得“彼得一世”和小胡子握手道别的样子。我还记得他们严肃叮嘱我不要跟别人讨论这个事情，不然错误更严重。
不知道为什么，警察走了，“彼得一世”态度突然缓和了，不再声音大得把地板都震穿。他带着沉思的表情，不看我，跟我说，我犯的错误很严重，还成了小团体的头子，是关于暴乱事件本校最严重的。所以我必须写一个“反思材料”（而不是检查）。“反思”是那个年代用得很多的词，六四之后尤其如此。譬如《大学生》杂志7月开始，就开始每一期都有一个栏目叫“我们的反思”。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篇“平息暴乱，反思学潮”来自公安大学学生的小段小段的意见，名字一律是打叉，“王××”、“李××”。
接下来，他把我关在他的办公室，扔给我一本崭新的十六开作文稿纸和一支笔。
我的习惯是服从。既然有一本稿纸，我就要尽量多写。我不想说假话，可能非常诚实地写了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不太有逻辑地否定了它们。
我只记得“彼得一世”接过稿纸，嘟囔了一句，大约是，能一个下午写这么多，有这个写作能力为啥不用在正道上。
我一步步走下办公室的楼梯，天已经黑了，我觉得自己正在一寸寸沉入黑暗。
我苦苦思索，为什么“彼得一世”就说我是“头子”？
可见其他同学也不可信，他们可能说了什么。把每个人的情况过了一下，我的结论是谁都可能、什么都说了。谁能扛得过“彼得一世”的咆哮？谁能跟警察斗智斗勇呢？
反正我已经是首犯了，我的未来到底会怎么样？
我现在去找同学们应该罪加一等。下课、课间操，晚自习之前的打闹，我反而绕开了她们。我惶惶不可终日。
终于，逮着一个机会，我跟雅琳说了几句。食堂外有一长排水泥水槽，大家吃饭之后会在这里洗碗。旁边有一棵枝干虬曲的紫荆树，我在雅琳和紫荆树之间挤进去。这样没有人能看见我说话。我紧张地、一气呵成地说：“他们……好像是国安的人，找我了。我可能没法去找别人，你也许得跟其他人说一说 。言多必失。”雅琳不置可否，她满不在乎地说：“就说不知道呗。”但她也没有告诉我她有没有被找。
别的人有没有被谈话，有没有跟我一样写“反思材料”？我现在的记忆是空白的。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从此之后，我们没怎么谈过这件事了。
好不容易熬到周六傍晚回家，经过我爸爸的单位，他正在门口招呼同事们扎四十年大庆的松柏枝牌坊，洒金的红纸上写着对联，牌坊上皱纹纸做的花朵姹紫嫣红，再过一周就是国庆了。我说有事要跟他谈。刚回到家，把房门关了，我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爸爸很镇定，他让我跟他说清楚，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在我看起来，他好像不太担心，他说：“你才十四岁，能犯多大的错。你也是关心国家大事才这样的。”我突然想起小胡子说认识他。他点点头说：“我知道是谁了。你要是真不放心，我也可以回头找人问问。但是肯定不会影响你考大学的，你放心。但是以后，你也要注重做事情的方式方法，要吸取教训，要保护自己。”他还说，文革里，亲戚朋友都要互相斗争和举报，所以很多时候不要太幼稚。
父亲的态度让我安心了一些。在家里吃了一天好的，我又正常返校了。
送信
我想象着那个收信人的模样，想象如何展开跟他的对话。小钟也翻来覆去假设情境，到底信要不要交给他，还是给个口信。我们在路上的讨论都可以写一篇间谍小说了。
可是回到学校，我就收到了北京寄来的信。
那封信很厚，用一个大的牛皮纸信封装着，不知道是因为里面的材料太厚把信封封口挤开了，还是有人检查过，封口基本上是散开的。里面的资料有好几篇文章，都是蜡纸刻的油印，并且每一篇文章都是不同的字迹。大约讨论广场上失败的原因，当时是否应该在某些时间节点与改革派官员合作，未来的策略等等。还有比较美国和法国革命之类的有些艰深的路线讨论。我试图读懂，但是事实上我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
里面有黄忠勋的一封短信，要求我在阅读之后，把这个材料，送到邻省的浏阳某村某人处。这是公安在钓鱼吗？还是真的？木制的信报栏在校园中心民国时期的办公楼廊下，晚自修下课的人流喧闹快速地经过，灯光昏黄，好像没有人关注我。
我藏着这封信几天，什么也没有发生。如果在今天，我知道警察根本不在乎我这样的小孩；但当时我并不这样想。
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在国庆假期去送这封信，并且提醒他们小心——尽管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谁。
我找到了小钟，因为只有他能帮我处理需要一点大人的阅历的事情。他很老练。我要违背国保的命令，只有他可以找。
小钟说我幼稚。“一群书生怎么能改变社会？就凭几篇文章，上街静坐？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操作的。那个人是大学生？别是个骗子吧。就骗你这种只知道读书的小孩。”他跟我说，那些材料很危险，不能送。“你不能断送自己的前途。”
我坚持说，我必须做完这最后一件事。我已经投降了啊，我都写了反思材料了。我要是不完成这个送信任务，我会看不起我自己的。
小钟想了想，说：“这样吧，如果你真的要做，我骑车带你，好像我们出去玩。这样比较灵活，你要是坐车，可能更容易被抓。你可以跟对方讲一下情况，这也是你的道义；但最好不要送这个东西，或者让他们看完就烧毁。”
我一路上想象着那个收信人的模样，想象如何展开跟他的对话。小钟也翻来覆去假设情境，到底信要不要交给他，还是给个口信。我们在路上的讨论都可以写一篇间谍小说了。
我对那个乡镇没有什么印象，去往那里不再是国道，而是一条比较窄的公路，两边的香樟只有两三米高，好像没有种多久。我们去了那个村的地址，收信人应该也是一个农家子弟，房子被稻田围绕。但是家里人说，他在中学教书，这阵子不会回家。于是我们继续去往乡镇上的初中。
我们的冒险没有高潮地结束了。在中学的宿舍区，小钟跟邻居确认那位老师住哪个房间。对方热情地给他指了二楼的一个房间。人不在学校，正好出门了，当天还不会回来。
现在我走上二楼。小钟指挥我，“看清楚门牌”。跟那个时候的很多简陋宿舍一样，门的下面距离水泥地有一段不窄的缝隙。敲门，没有人应。楼下的人朗声说，“就是这了”。
小钟后来读了军校，转业后，他在市政府上班。他面对我还是有些玩世不恭，认为政府的工作都是狗屁工作；严重的时候他说中国其实跟朝鲜差不多。但有旁人的时候，他绝不吐露关于政府的风凉话。在一众脑满肠肥的小城公务员中，他罕有地保持着健身的习惯。
但当中年的我们遇见的时候，对于当年去浏阳的事情，我们的记忆是不同的。小钟坚持说我们没有留下任何材料，我应该是写了一张提醒对方警惕的纸条，“你让他烧掉收到的东西”。路上似乎是有写纸条提醒的事，应该是在我们的“间谍对话”中？是我们一跤摔作一堆之后？但我为什么记得我还是将那封厚厚的信塞进了门缝呢？是因为我认为小钟不会同意，因此擅作主张吗？我只记得小钟站在楼下扶着自行车，而我拎着书包，转头面对着那扇门。
最后小钟说：“这有什么好说的。你想想那时候你是多么地小，你的那些记忆有些什么意义？”
研讨会
这个会有四五天的议程，据说会汇集周边的一些同道中人，拿今天的说法，这是一个工作坊。跟几十年前一样，两省交界之地再次聚集了一群革命者。
放寒假后，我竟然又在家收到了一封信。我父母不查我的信。
这封信是一个会议通知。说的是要在春节之前，在浏阳的那个镇上举行一个民主运动研讨会。看起来所有人都是安全的。
那是一封非常诗意的邀请函，开头用一大段排比句描述了当时的形势。但我只记得一句：“万润南在巴黎……贩卖……”我为什么唯独记得这个？也许是因为六四之前，四通公司和万润南16都很有名？还是“贩卖”这个词很让我震惊？我不确定。
这个会有四五天的议程，据说会汇集周边的一些同道中人，拿今天的说法，这是一个工作坊。跟几十年前一样，两省交界之地再次聚集了一群革命者。湖湘子弟在共和国时期总觉得自己跟国家大事有特殊的关系，泼墨毛泽东像的几个人就是浏阳人。
我必须去，当面把我遇到的事情告诉他们。但我要不要继续参加会议呢？虽然没有人出事，让我的负罪感好了很多，但是父母不可能同意我在外面呆上好几天。
也许我可以去一天。
我选的时间是正式的议程开始之前的一天。我跟爸爸说，我要去醴陵中学的一位国画老师家，可能会在那里住一晚，因为如果当天来回不一定能赶到长途汽车。这位国画家是存在的，是我们学校请来的，他秋季学期天天在我们图书馆里的一个隔间画画。
爸爸竟然同意了。这是他第一次允许我在外面过夜，也许是出于对国画老师的信任。
我确实仔细考虑过穿什么。我打扮得像一个男孩。我浑身上下最贵的装束应该是一双一百多块钱据说是广州进货的“波鞋”，那也差不多是我最贵的鞋子。我穿着一件男式米灰色的立领夹克，它只有薄薄一层保暖的绗缝夹层，反正我们那时候都觉得羽绒服与棉袄显得蠢笨。我围着从楼上老樟木箱里找出来的爸爸的旧围巾，黑色的，试图遮住里面红毛衣的高领。
我这样独自出门，有一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心情。那时候没有任何人跟我分析安全策略之类，我的想法就是自然而然——我想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说清楚，但是在我高考之前，我应该没有办法参与这些活动了。
长夜
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一幕，我对男性通过自己的器官连结的男性自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没有耻感，为征服而来，这跟女孩要隐匿自己的身体很不同。
没有想到，我是提前到会的，因为第二天上午才是“报到”呢。
我几乎不认识黄忠勋了。他的小平头竟然变成了到脖子的卷发，乱蓬蓬的，夏天我没有意识到他是络腮胡。眼镜也换了，这让他有一点儿像一个忧郁的“艺术家”。
邀请函写了在镇上有一个接头点。他的朋友们看起来不像在外读书的大学生，应该就是本地社会里常见的大专中专这一类出身？黄看起来就是他们的领袖。
他们对我都特别热情，但是这种热情有一点让我觉得不自在。当我成年之后，我敏感到有两类不同的来自男性的热情：一种是把你当成同类，另一种是把你当成另类。譬如，他们有意无意地开玩笑，好像我是黄的女朋友或某种崇拜者。
冬天天黑得很早。我们在黄家吃的饭。当大家出去张罗碗筷的时候，厨房里设有火炉的区域没有开灯，天色已经昏下来。只有黄忠勋和我。他突然握了一下我的手——是把手包裹在他手掌间的那一种——“冷吗？”这很意外，我心跳了。因为我还没有跟男生牵过手。我脑海中浮出的第一个念头是：“他难道喜欢我了吗？”
他们说，外地来的人安排住在中学的宿舍。就是我去送信的地方。
我终于进了国庆送信没能进的那栋宿舍，但不确定是不是同一间，因为外面太暗了。
里外两间都很小，各有一张单人木床，但没有被褥。里间放着一床没有被套的棉被芯。四五个人站在屋子里有些挤，另外三个人说，今天还没顾得上收拾，他们得去取被褥。
里屋有一个不太大的硬壳行李箱，里面还散放着一些书。写字台倒是有人在用，有台灯，堆着显然是从行李箱里拿出来的书。还有一张跟我家里式样差不多的藤椅。
我坐在藤椅上，有些雀跃地就着台灯的光随便翻书。有几本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小册子，但是也有其他的大部头，譬如李泽厚、商务的汉译名著之类。
这时候黄忠勋站在藤椅背后。他倾下身问我这半年想不想他。
有晚饭前的铺垫，这不算意外。但是没有男生这样问过我。他开始用大胡子蹭我的耳朵。我没有跟男性这么近过。我闻到他的酒气，和冬天里男性的油汗气息。房间里太冷了，我在靠近的温暖中冻僵了片刻。他开始捕捉我的唇。他的手开始到处游走。
还好这是冬天啊，每一层衣物都是理智的外骨骼。我开始本能抗拒。这是欲拒还迎吗？他肯定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一定是盼望的。我说这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
我想到陪着我来到这里的小钟。那时候对有好感的男生，也无非就是跟他这样兄弟一般相处吧。如果我跟这个人做他所邀约的事，小钟会怎么说我呢？
我想起了谭小丽。如果我这样做，我岂不是成了另一个谭小丽。这时候我又想起黄忠勋跟随谭小丽进入烛光明灭的教室的样子。我想起谭小丽被我忽略的提醒。也许每一个女孩都可以是谭小丽。
我想起我爸爸。这是我想得最多的。这是我爸爸第一次批准我独自在外过夜，我可不能把事情搞糟了，我不能——“对不起父母”！相对于我的同代人，我是最受父母优待的孩子。爸爸对外很严肃，不苟言笑，但他对我总是很温和，他几乎没有教过我应该或者不应该做什么，他总是听我说，很少斥责我。我在大多数都会挨打挨骂的同学那里感觉到自己的幸运，所以我不能做个坏孩子。“对不起父母”也是我们那一代人负罪感的来源吧。毕竟相较于父母，我们是幸运的一代。
黄忠勋找各种理由说服我。夜太漫长，他尝试了一切的计谋，简直用尽了我此后见识过的各种男性的计谋。我只记得片段，我不愿意描述。因为我对这段回忆有很强烈的不体面的感觉。
我们有很多对话，我努力辩论，但其实没有能力反驳他。我没有想清楚，也没有任何经验。仅仅是一个成年男性肆无忌惮地、狂热地尝试亲密，也是难以抵挡的。我既好奇，又害怕。
至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论述了很长时间，寻求自由也包括性的解放。他甚至讲到了萨特和波伏娃，那时候《第二性》应该还没有全译本吧。他打开一本小相册，里面夹着两个女孩的照片。T恤加花布裙子，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我们的日常装扮。
他说，这两个女孩都跟他有做过爱。照片上看不出来，因为那看起来跟我们男女同学互赠的照片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一种引诱还是脱敏？他的做法有些适得其反。“这说明女生在你眼里都是一样的”，我又找到了一个支点。
我的另一个支点是，“你的朋友们很快会回来的”。如此强调若干次之后，他在零点前后的时候说，“他们不会来了”。我在很多年之后才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男性共谋啊。
他说：“至少可以让自己暖和点儿吧”。他脱掉了牛仔裤，穿着毛衣和棉毛裤钻进那床旧被芯里。这真的有一点儿滑稽。这也不符合还在看琼瑶三毛的少女的美学。
真的很冷，我的夹克根本不够暖。我瑟瑟发抖。他有些哭笑不得地说，“你难道要坐在那里冻上一晚上吗？”
是啊，现在还不到午夜，在这个陌生的小镇，我要跑出这个房间至少要等天亮，天亮也得六七点吧。这一整晚我该怎么过呢。
而且到了两三点的时候，我寒冷，困倦。但我坚持不可以关灯。我和衣在被芯的另一头蜷缩起来，还煞有介事地拿着一本《问题与方法集》翻看。
也许是四五点的时候，他说：“隔壁有公鸡打鸣”。“你看，黑夜马上就过去了……”他扳过我的肩膀。
跟很多女孩一样，我们小小年纪已经遇到过很多次性骚扰了，但一个认识的人明确的性要求，这是第一次。图穷匕见之时，我第一次看清楚男性生殖器的细节。不知道为什么，非常惊愕。就算我也看过少儿不宜的禁书，譬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但我接触过的全是文字资料，最直白的也是西方古典油画的裸体了。十一岁那个春节我用压岁钱买了一套人民文学版的《红楼梦》，但关于性的隐晦细节我读不大懂。
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幕给了我一些置身事外的震撼，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一幕，我对男性通过自己的器官连结的男性自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没有耻感，为征服而来，这跟女孩要隐匿自己的身体很不同。
可是，这些都超过了我对情感与性的理解。我阅读过那些离经叛道，但是八十年代并没有支持女生像男人一样坏的文化资源。我必须做一个好女孩，我才能有我的前途。
我说：“你要是再靠近，我就喊了。” 一定是我很不坚定吧。黄忠勋轻松地说：“你不会。”
我知道隔壁宿舍或者隔墙的什么地方是住了人的，隔音并不好，午夜之前能听到走路咳嗽。我开始启动一个尖叫。他迅速闪开，“求求你了，小姑奶奶，你不要叫，我知道了。我决不再碰你。”没想到他是如此害怕，这一刻，他还是那个农村出身，考进首都，在故乡需要维持体面的男青年。他也许并不知道，我叫出来的勇气积攒了几个小时。我非常羞耻，我比他更怕别人知道。
告别
我很好奇……他后来有坚持他声称的运动吗？可是他花了一个十四岁女孩能够脱离父母控制的最长时间，没有为那个革命做任何贡献。
自此之后，我们相安无事。外面的天光亮起来的时候，我准备去车站。
长夜过去，我并没有如释重负。我很困乏，如丧家之犬。我怀疑自己不检点，表达出了什么让人不尊重的个性。我跟谭小丽一样了吗？
我为什么要为他的行为咎责自己呢？今天的我，无法代替三十五年前的自己思考。但这趟旅程，给成年后的我留下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八十年代，在主流的思想界，有妇女的“思想解放”吗？
头一天我留意了车站的班次表，最早的好像是八点钟（我现在记不清了）。果然有中巴停在那里，车上还没有什么人。我坐在司机右后方的一个单独座位上，跟司机之间隔着温热的引擎盖。
天虽然亮了，也是一个多云天气。黄忠勋站在车窗外面，有些尴尬地问我：“真的要回去啊？”我点点头，说：“你走吧，今天不是还要准备开会吗？”但这显然是吃力的，我低下头找不到话了。黄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隔着三十五年的时间，我想他那时候其实比我更慌吧。跟来的时候的雀跃完全不同，我对那个会议的好奇心已经消失殆尽了。
从此我们没有再见。有时候我会想起这件事，我很好奇他从当年大约二十五岁的年轻男性，现在进入老境是什么样子。我知道湖南一直有一些民间活动人士，他后来有坚持他声称的运动吗？可是他花了一个十四岁女孩能够脱离父母控制的最长时间，没有为那个革命做任何贡献。
车上一路昏睡回到家里，父母在准备过年的食物，后院支起孔明灶大锅煮肉，大澡盆里养着过年要吃的草鱼。我看着眼前这一切，突然有些欣慰，我终于没有做“对不起父母”的事，我多么努力啊。很想告诉爸爸昨天晚上发生了（或者没发生）什么。
但我没有语言描述前一天我的经历。我也没有告诉小钟，没有告诉谭小丽，没有告诉所有人。
大学的时候，我跟詹宇欣说起了这段旧事。他脱口而出：“这是什么人啊！未成年人他都下手！”这句话给我深刻的印象。因为那一整个漫长的冬夜，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未成年人。
冬天好像是这样结束的。家里有亲戚朋友在外面厅堂里打牌，我在后院熏肉的火炉间用很小的音量听收音机。爸爸走进来，问我：“美国之音说了什么？”然后他在我身边坐下一起听。
尾声
我高考结束后，已经是副校长的“彼得一世”显然对我的高考成绩很满意。他主动告诉我父亲，他早已经把我的“反思材料”从档案里抽出来了。
可是我完全不记得我写了什么。所有人的默认设置，就是忘记所有的事情。那一年发生的事，跟很多人一样，我几乎没有公开谈论，或者写作。
1990年以后，我生活里的很多东西都消失了。没有《新观察》杂志，没有刘晓波的访谈。还要再等十年，直到Google还没有被防火墙的网络时代，直到第一次自由行到香港，我才能够重温十四岁那一年的一切。
这是另一个巨变时代了。我们拥抱“公民社会”的新主题，顺理成章地远离了“政治改革/民主革命”的旧阶段。最近一位前辈说，西方的“冷战终结”叙事，是抛弃中国人，漠视我们仍然在高墙之内的结果。可是，记忆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也是今日的生活和未来命运的指示。
（为了不影响他人生活，文中一些人物的名字作了修改，相关背景作了模糊处理。）
“广场之外”主题征文：我们都是广场上的遗孤
在广场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亲历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么样子？
长期以来，关于六四的故事，主要聚焦于北京和广场的激动人心或惊心动魄，屠杀、流亡与改革梦想的失败。但六四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中国人共同经历的一段路程。我们相信，在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它启迪、指引和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我们想在核心抗争者之外，发掘更多的六四故事。譬如不为人知的受难者，在六四之后持续投入新的社会运动的人。或者是在这场运动中，相较于首都和大城市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更为边缘的人群，如外地、中老年，少年、女性、农村、少数民族、性少数、教徒、残障……所有人、所有地方的共同记忆。我们希望借此让六四的历史叙事有着更加多样的社会肌理。可以是您的亲历，也可以基于身边的亲人朋友的口述或档案整理，如果您写作经验不够，也可以联系“WOMEN我们”，简单介绍您想写的主题，或者告诉我们谁愿意接受采访，我们会协助您成文。
附注：
《河殇》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时称“六集电视连续节目”），于1988年6月11日首播。在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河殇》被一些人认为是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脉络，约2亿至3亿中国观众收看。《河殇》以类似报告文学的风格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批判，其主要论点是：中国以河流、大地为根基的内向式“黄色文明”导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后；为了生存，中国必须向以海洋为根基的“蓝色文明”学习，并应该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体系。1988年的《河殇》在80年代的中国学生运动史有承先启后的意义，是当时社会中“反传统”或“全盘西化”思潮的一个代表，与1981年内蒙古学运、八六学潮和八九学运的思潮悉悉相关，并代表了80年代文化热的高峰和尾声。
方励之，天体物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参与创建了国内高校首个天体物理实验室。方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主派人士和知识分子领袖。1986年发生八六学潮后，邓小平将他与王若望等人定性为党内反社会主义、反党分子，导致他第二次被开除党籍（第一次为“反右”），撤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职务。六四之后，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庇护，并在次年离开中国。后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任职天体物理学教授，2012年去世。
刘宾雁，作家、记者。曾任《人民日报》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独立中文笔会第一任会长。1986年学潮后，作为党内民主派，他与王若望、方励之二人一同被邓小平点名，次年被开除党籍并成为党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全党批判对象。六四后在美国访学的刘宾雁公开反对武力镇压，宣布在美开始流亡生活，在巴黎参与发起成立民主中国阵线。2005年去世。
1986年底“八六学潮”爆发，学生提出学校管理与政治体制改革等要求，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于1987年初因主张疏导学潮被迫辞职，中共左派保守人士于1987年初展开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场运动中，极具声望的作家刘宾雁、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中共党内民主人士王若望等人被开除党籍，作家巴金等人受到公开批判，剧作家高行健也受到批判。
戴晴，曾任《光明日报》记者等职，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1989年学潮中，戴晴力劝学生策略性撤退以免付出惨重代价。六四之后，戴晴曾被捕并在秦城监狱关押。她也是三峡工程的长期反对者。
团结工会（波兰语：Solidarność），是波兰的工会联盟，由莱赫·瓦文萨所领导，主张非暴力的反抗模式。 团结工会的出现，使一党专政的统一工人党政府的统治基础不断削弱，最终被迫开始与其所领导的反对势力对话，并于1989年6月4日进行了半自由的选举。此后社会主义的波兰人民共和国被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波兰共和国取代。团结工会的成功引来其他苏东集团国家反对团体效仿，最终间接促使了19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
根据历史学者吴仁华所述，1989年4月22日，中国官方在人民大会堂里为胡耀邦举办追悼会。从4月21号晚上8点钟开始，北京20多所高校的4万多名学生，加上市民群众大概共有1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 4月22日， “学生行动临时委员会”提出请愿诉求，此外还提出让广场上的学生瞻仰胡耀邦先生的遗体；学生代表进入大会堂参加追悼会；追悼会结束后，要求让胡的灵柩在天安门广场绕一圈，让在场的数万名学生为他最后送行。
但中国官方治丧委员会拒绝了学生代表的所有要求。追悼会结束后，学生涌到人民大会堂前静坐并继续提出了3点要求， 第一：灵车绕着天安门开过；第二；与时任总理李鹏会面；第三，希望官方媒体能够公开报道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要求没有回应之后，12:15左右，北大学生郭海锋、张志勇，还有政法大学的学生周勇军三个人，越过了军警的警戒线，到人民大会堂东门的台阶上跪下来请愿。其中郭海锋双手举着请愿书，泪流满面。这三个学生跪了40多分钟也没有官方的人来接见他们。
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于1989年4月26日在头版头条刊发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4·26社论”，将之前全国各地对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悼念活动及学生、市民的抗议活动称之为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并将其定性为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工人所制造的动乱。该社论激化了中国共产党与抗议者之间的矛盾，被认为是六四事件冲突升级的导火索之一。尽管5月4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发表讲话，肯定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呼吁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协商对话解决问题”。广场上的学运领导机构，北京高等学校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做出决定：以更激烈的手段，在天安门广场组织大规模的学生绝食抗议，以期“唤醒民众”，逼迫政府收回4·26社论。5月13日，学生领袖王丹带领由北京高校学生组成的“绝食团”成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绝食宣誓。
根据历史学者吴仁华所述，1989年5月17日是北京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第5天，逾千人次的绝食请愿学生被送医急救，中国官方依然漠视绝食请愿学生的要求和生命，北京各界民众对绝食请愿学生的同情和对中国官方的怨气不断上升，终于导致了北京各界逾百万民众游行示威。 参加大游行的有大中小学师生、新闻、出版、科技、法律、公交、财贸、商业、邮电、市政、饮食、工厂、企业、医疗、宗教、民主党派、国家机关干部、解放军文职人员等。
根据BBC新闻，1989年学生开始绝食一天后，5月14日，政府终于同意对话。由一直保持改革派开明形象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带领12位正、副部长，与学生的对话团对话。学生提出的对话要求之一是实况转播对话过程。在广场上的学生没有听到广播，绝食学生怀疑自己被出卖，成批冲入在统战部的对话现场。对话被迫中断。 5月17、18日，超过百万人声援学生之后，5月18日下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与学生代表见面。 整个过程由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这场对话以失败告终。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1989年5月23日下午两点，三位来自毛泽东家乡湖南的年轻人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在天安门城楼下打出一幅大横幅：“五千年专制就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此可以休矣”，随后用装上颜料的鸡蛋投掷涂污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三人的行为让广场上一直和平抗议的学生感到很意外。之后，三人被广场上维持秩序的学生纠察队扣留，后转交给北京市公安机关处理。余志坚25岁，为浏阳一名小学教师；喻东岳22岁，为《浏阳日报》美术编辑；鲁德成26岁，为浏阳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工。同年8月11日，鲁德成、喻东岳分别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和“反革命煽动”等罪名判处16年有期徒刑和20年有期徒刑；作为主谋，余志坚被判无期徒刑。
根据BBC新闻，1989年5月19日晚，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特别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声称，“如果再不迅速扭转局面，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乱”，中国的“前途和民运，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李鹏宣布，首都北京从1989年5月20日起实施戒严。在李鹏大会发言的同时，从全国各地调集的野战军正在向北京开进，准备执行戒严。北京市民自发涌上街头，拦截和劝说军队不要进城。“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在政府宣布戒严后成立。工自联还组织了“纠察队”，发动更多的北京市民去堵军车。戒严的军队一度被堵在了城外 。
1989年5月19日凌晨四时许，也就是5月20日国务院颁布北京戒严令前夕，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与温家宝等人突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并在外围一辆为绝食学生避雨的大客车里即席讲话。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这次讲话以“你们还年轻，同学们啊，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都已经老了，无所谓。”闻名于世。赵紫阳结束讲话之后学生纷纷递上笔记本之类的物品要求他签名，包括一把长柄雨伞。这些都在央视播出。这次讲话被普遍认为赵已经在党内边缘化，因其不愿意通过暴力镇压学生。
参考阅读：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8312262
杜宪与薛飞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要播音员，在1980年代全国闻名，政治地位很高。1989年6月4日晚间，《新闻联播》由杜宪与张宏民主持，播报了北京戒严等消息，杜宪当天身着黑衣、语速缓慢；而薛飞在6月5日《新闻联播》与李瑞英搭档，薛飞在播报时双目凝重、有气无力。两人皆因同情学生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作者跟很多人一样，将6月4日晚间新闻弄错为两人共同播报，因为当时坊间传闻如此，而且电视不够清晰。
万润南，软件工程师、企业家和异议人士。1984年创办知名民营企业四通公司，1989年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在海外期间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并曾担任过秘书长与主席，现居住于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