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依拉·达吾提永远失去了她的田野
1966年5月，热依拉出生于一个乌鲁木齐的知识分子家庭。生活在意识形态高压审查和身为维吾尔人的多重困境中，她的家族早就懂得如何用“柔软”的姿态寻求稳定的生活。只是，她还有一点想要记录维吾尔文化的奢望。2017年，她被以“危害国家安全”判处无期徒刑的消息，直到六年之后才被人权团体“对话基金会”披露。与此同时，还有数百名维吾尔学者，与她一起消失在2016-2018年那场抓捕风暴中。
编者按
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是一位人类学家，新疆大学的民俗学教授，她的学术生涯主要投入到南疆的田野里，研究在伊斯兰教文化影响下，人们在“圣徒之墓”朝拜的民俗——麻扎（mazar）。
热依拉消失于2017年，她被以“危害国家安全”判处无期徒刑的消息，直到六年之后的2023年9月才被人权团体“对话基金会”披露。与此同时，还有数百名维吾尔学者，与她一起消失在2016-2018年那场抓捕风暴中。
在热依拉消失八年之后，2026年“两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项法律将十年以来实施的民族宗教政策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巩固，强调各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中包括在教育与公共管理场合的汉族语言文字优先，统一规范的“中华文化”等——因此，强调单个民族文化传统多元、久远和独特的学术思想活动，可能将受到更明确的限制。
撰文｜麦丢替
编辑｜于长夜
平台编辑｜覃山
10年之后，阿克达·普拉提（Akida Polat）仍然清晰记得与母亲度过的最后一段时光。
那是2016年，新疆大学教授热依拉·达吾提申请到中国官方基金的资助，到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访学半年，陪伴当时在同一所大学读研的阿克达，还参加了她的毕业典礼。阿克达回忆，热依拉知道回国后会面临审查，因此她在美国只安心做自己的研究，几乎没有社交，甚至没有联系任何她的昔日同窗。
那时候，热依拉仍认为未来是光明的。2016年的夏天，母女俩沿着校园旁的河流散步时，热依拉总劝阿克达回国发展。“她一直想让我回去，因为我是家里的唯一的孩子，母亲不希望我在外漂泊。”阿克达觉得，热依拉对政府“过于”有信心。阿克达从小被热依拉送进汉语班，维吾尔语的学习从没落下。她请求母亲让她在美国多待一段时间，积累工作经验或者直接读个博士。劝不动女儿，热依拉只好一个人动身返回新疆，在2016年秋天，从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离开了美国。
热依拉和阿克达都没预料到的是，在太平洋彼岸等待着的，是一场针对新疆教育文化领域知识分子的抓捕风暴。
骤然消失的人文教授们
风暴逼近的信号，是朋友那里传来的坏消息。
2016年10月6日，54岁的亚勒昆·罗孜（Yalqun Rozi）被警方从乌鲁木齐的住处带走。被带走时，亚勒昆是新疆教育出版社的高级编辑，他还是热依拉丈夫海威祖拉·普拉提（Hiwizulla Polat）的同学，两家人交往甚密，阿克达与亚勒昆的孩子一同长大。亚勒昆后来被指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有期徒刑15年。
据美联社报道，与亚勒昆一同消失的，还有他在出版社的多名同事。抓捕与这些编辑们参与编审的维吾尔语教材有关系，在他们编审的教材中，有维吾尔经典诗歌和民间故事，鼓励学生们以身为维吾尔人为荣。
几个月后在新疆大学，最先面临冲击的是一位维吾尔族校长。2017年3月31日下午，新疆大学宣布免去时任新疆大学校长和党委副书记塔西普拉提·特依拜（Tashpolat Tiyip）的所有职位。后来，塔西普拉提在2017年5月在北京机场被警方带走，当时他要搭乘飞机前往德国参加学术会议，他随行的几名研究生也一同被警方抓捕。
塔西普拉提是干旱地区专家，80年代获国家选派赴日本东京理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位维吾尔族工学博士。这位校长对民族政策的执行从没提过反对意见，然而政府向特定受众播放的一部政治教育影片中，塔西普拉提与另外五名被判犯有“分裂主义”罪的维吾尔族人士一同出现，塔西普拉提被称作“两面人”，他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
2017年，新疆大学人文学科突然更改了硕士学位要求，所有学生只能提交用中文撰写的论文。为此，热依拉替两位硕士生支付了6000元人民币，帮他们把论文从维吾尔语翻译成中文。私下为学生提供资金支持，让他们前往南疆实地考察，对热依拉来说已经习以为常。而到了2017年夏天，热依拉不仅为学生支付翻译费，还前往警察局解救了一批在做田野研究时被抓捕的学生。一位学生回忆，热依拉告诉警察，学生们只是做文化方面的研究，和政治无关，在这位新疆大学教授的担保下，学生们得以被释放。但就在几个月之后，热依拉自己失去了自由。
一位独立研究者曾撰文回忆2017年与热依拉的最后一次见面。在新疆大学的一间办公室里，热依拉正忙着将她田野调查时录制的音频数字化。在当时，执政者对维吾尔宗教场所的破坏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但面对访谈，热依拉仍试图表达信心。她说： “我们不能让任何东西遗失”，“我们是这段历史的守护者，子孙后代都依靠我们来保存它”。谈起她撰写的书籍已经开始从书店消失，她乐观地推断，是书店在分销书籍方面出了问题。
“她始终没有看清形势。或许她确实知道，只是没说出来。”这位化名罗斯·英格拉姆（Ruth Ingram）的研究者写道。
2017年12月12日，热依拉接到通知，要去北京参加“紧急会议”。当她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后，就再也没有了音讯。
不到一个月后，2018年1月，热依拉的研究生导师、77岁的文学教授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曼（Abdukerim Rahman）被国安带走。热合曼是维吾尔民俗研究的奠基人，从1960年代起，他扛着沉重的机械扩音录音机，深入各地田野，记录下维吾尔民族口头传递的歌谣和文学。与其他突厥民族类似，口头传递是维吾尔族延续文化的主要方式，热合曼对田野调查的热情，也被她的研究生热依拉继承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热合曼被捕入狱，他遗失了许多研究资料，直到在1980年代才重建民俗研究。但现在，热合曼很可能没能挺过“新时代”的浩劫。多家外媒披露，他在2020年8月于拘留中去世。在2017-2018年间被密集抓捕的维吾尔学者中，不乏热合曼这样的长者。被报道在拘留期间去世的，还包括82岁的宗教学者穆罕默德·萨利赫·哈基姆（Muhammad Salih Hajim），他是第一个将《古兰经》翻译成维吾尔语的学者，在被拘留40多天后死亡。
与热合曼在2018年1月一同被抓捕的，还有文学教授、古典维吾尔文学研究者海来提江·乌斯曼（Gheyretjan Osman），以及前文学教授、新疆大学前副校长、新疆文艺协会主席阿扎提·苏勒坦（Azat Sultan）。
乌斯曼在1978年考入新疆大学维吾尔语系之后，著有30余部专著和100余篇学术论文，为新疆大学维吾尔语文学课程和教材编写做出了重要贡献。2021年中，乌斯曼被拘禁三年后，他的家人才得到他因“分裂主义”的指控，被判处 10 年监禁的消息。
苏勒坦和其他曾经担任官职的维吾尔学者一样，被指控为“两面人”。
一个月后的2018年2月，新疆大学前语言学教授，曾担任人文学院院长的阿尔斯兰·阿卜杜拉（Arslan Abdulla）被警方拘留，他编写了2010年出版的《现代维吾尔语言》，这是一份维吾尔语言重要的标准化教材。
与维吾尔教育和人文学科教授们一同消失的，还有他们的学生们。一份更新截止日期为2018年11月8日的《维吾尔知识精英受迫害者名单》中，罗列出以热依拉·达吾提为首的124位来自大学的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名字，以及四名来自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的知识分子的名字，他们都是在2016年之后“被消失”的。而“WOMEM我们”曾看到的，一份流亡维吾尔学者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在2022年12月整理的《2016年之后在中国被拘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名单》中，已经罗列出了435个人的名字。他们来自新疆各个大学，包括新疆大学、喀什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医科大学等；也来自各个出版社，比如新疆教育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还有作家、诗人和记者。除此之外，还包括数百名维吾尔医生和工程师。
抓捕维吾尔人，运行的是一套密不透风的信息管控系统，以及突破法治框架的执法行为。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警方抓捕嫌疑人的法定程序，比如在抓捕时，警方应当有搜查证或逮捕证，对嫌疑人及其家属有告知义务等。但当维吾尔人被抓捕，家属的知情权无法得到保障。
热依拉是骤然间被带走的，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海外媒体、甚至亲属都无法核实消失事件的原委。甚至连“小道消息”在中国境内都流传不起来。
有消息称，密集抓捕知识分子那段时间，新疆师范大学为乌鲁木齐的知识分子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拘留中心，他们先被拘留在那里，然后才被转移到司法系统的拘留所。
当知识生产工作被定罪，被抓捕的并不仅是维吾尔人。2025年8月23日，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披露，热依拉的汉族学生冯斯瑜于2018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冯出生于1994年11月，能说流利的维吾尔语，2018年初被捕前，即将开始她的博士研究。2017年2月，冯斯瑜曾前往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与时任中心主任的热依拉·达吾提合作。冯斯瑜的一位同学说，冯是浙江金华人，父母在当地开针灸诊所，诊所隶属于当地体制内的中医院。女儿出事后的这几年，这对老夫妻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失踪于赴京出差行程
2017年12月12日，本该是阿克达生命中平常的一天。她去了华盛顿大学一位教授的办公室，咨询博士课程。之后，她给热依拉打微信电话，听到母亲急匆匆的声音。
“我妈听起来很着急。听起来她时间不多。”八年后的深秋，阿克达仍能回忆起那个时刻：热依拉告诉她，自己正要去北京，“我到的时候会给你打电话”——这是告别前的最后一句话。
从乌鲁木齐坐飞机到北京航程约2800公里，飞行4小时。阿克达却一直没等到热依拉打回来的电话。她担心空难，父亲接了视频电话，告诉她热依拉正忙，情况比较复杂，在北京的工作时间延长了。维吾尔人的微信是被严密监视着的，阿克达回忆起那时父亲和亲戚们表情，觉得他们是在保护她。
从2014年底流亡海外后，阿不都外力一直致力于搜集被抓捕的维吾尔知识分子的消息。2018年，得知老朋友热依拉失踪的消息后，他联系她在北京和兰州的学生，试图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在视频采访中抬起手，脖子上划了一下——这是他最初从一位体制内的学生那里得到的答复。
“那个人连热依拉的名字都不敢说出来，就比了这个动作，我当时还纳闷。”直到2023年9月21日，关注中国政治犯的公益组织“对话基金会”称，根据他们看到的一份中国官员撰写的文件，热依拉·达吾提确认被判无期徒刑，阿不都外力才意识到多年前那个动作所代表的严重性。
对话基金会表示，根据这份高级官员撰写的文件，热依拉·达吾提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18年，她曾对此上诉，但上诉请求被新疆高级人民法院驳回。
阿不都外力称他和热依拉在学生时代就相识。热依拉在1990年获得新疆大学民俗学硕士学位后就留校任教，之后，她考取了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民俗学家钟敬文的博士生，到北京师范大学上学，并在1998年7月获得民俗学博士学位。阿不都外力与热依拉相识在1995年的北京，当时他在北京读本科，热依拉在北京读博士。
在阿不都外力眼里，热依拉是个“温和派”，对中国的民族政策不会一概而论地进行抵制。他举例，2000年中国政府曾要求在内地开设新疆班，把维吾尔青少年送到内地读书。一些维吾尔人将其理解成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教育，但热依拉在北师大的讲座中提起，这项政策能够提高维吾尔人的教育水平。
作为民俗学者，热依拉对自己所做的研究，也一直秉承多元和包容的视角。她对麻扎（mazar）朝圣的研究立足田野实践，试图探索这种独有的文化传统如何构建了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热依拉于2009年发表的一篇期刊文章指出，维吾尔的麻扎崇拜不仅是伊斯兰宗教活动，更已被其根据自身传统加以改造，其中萨满教传统的影响尤为明显。
在维吾尔语中，麻扎通常指一位圣者的埋葬之地，或被认为发生过奇迹的地点。维吾尔人在麻扎朝圣的实践包括诵读《古兰经》、祈祷、献祭，他们用一个大锅共同烹煮并分享食物、斗鸡赌博、认识异性。
这种崇拜墓地的行为，有伊斯兰教的什叶派与灵修传统“苏菲主义”1的因素，但实际上，这种朝拜行为并不被近些年兴起的，伊斯兰改革派或原教旨思潮所认同。热依拉认为，麻扎在维吾尔文化中的延续显示，本地传统在面对外来的伊斯兰教时并未消失，而是通过融合和调适被保留并重塑。
热依拉的研究表明，麻扎在地理上多集中于新疆南部与东部，也有分布在北部伊犁河谷。部分麻扎位于交通节点并附有清真寺；另一些则在荒漠深处，只以土堆、石堆、竖杆和彩旗等方式标识。朝拜者在麻扎倾诉忧苦，而女性在麻扎空间中的创造性很突出，尤其与求子相关，在一些地区还有“象征性摇篮”“玩偶”等供物来表达对生育与护佑的祈求。
“我不知道为什么敏感，这只是文化，我母亲只是想保存它。”阿克达说，热依拉是人类学家，痴迷研究不同的文化，并不仅限于麻扎文化。 “哪里有文化她就去哪儿。”阿克达回忆，2016年热依拉到华盛顿大学访学时，还曾去研究西雅图周边的美洲原住民部落。
被推平的麻扎
阿不都外力记得，2000年初，他曾去喀什参加麻扎活动。那时他还年轻，只记得麻扎最吸引年轻人的，是能帮助他们谈恋爱。“大城市谈恋爱是要钱的，在沙漠的麻扎里面是不需要花钱的。”
伦敦大学民族音乐学教授瑞秋·哈里斯（Rachel Harris）与热依拉·达吾提在2001年合作的一篇文章指出，麻扎提供了一个节会的“神圣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些越界行为被容忍，比如暧昧调情、赌博、吸食大麻等。文章详细描述了在喀什噶尔最负盛名的奥尔达姆（Ordam）麻扎的节会胜景：人们随着音乐哀悼、祈祷和进行情绪宣泄，逐渐忘我，进入到恍惚状态。
这篇文章将关注点放在国家力量为了争夺象征空间，对麻扎节庆的管控和压制。
奥尔达姆（Ordam Padshah）麻扎是千余年前伊斯兰教与佛教交战的圣地。当时穆斯林军队战败，喀喇汗王朝的阿尔斯兰汗（Arslan Khan）战死沙场，他的躯体与三百名殉教战士的遗体葬于那片沙漠，后来形成了奥尔达姆麻扎。
作为主要的麻扎圣地，奥尔达姆麻扎第一次被国家禁止是在1958年“反右”运动期间。直到1980年代，文革结束，奥尔达姆麻扎才再度恢复，高峰时，每天吸引约两万人前往。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扩散”和“维吾尔分离主义”为由——尽管麻扎并不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赞同——开始再度限制麻扎，到了1997年，奥尔达姆麻扎终于被“一刀切”禁止了。
2015年前后，作家柴春芽曾试图寻访奥尔达姆麻扎。当他到达喀什与叶尔羌（Yarkand，或称莎车）之间的荒漠地带，英吉沙县一个村庄深处，却发现通往奥尔达姆麻扎的关卡有铁门上锁。当地人告诉他，1996年，艾提尕尔清真寺（Id Kah Mosque）的阿荣汉·阿吉（Aronghan Aji）大毛拉和他的儿子遭到两个蒙面的“伊斯兰反对党”骨干成员暗杀，警察在奥尔达姆麻扎抓获两名杀手，从那以后，通往奥尔达姆麻扎的关卡就被上了锁。
艾提尕尔清真寺是喀什地区主要的宗教活动场所，遇害的大毛拉们都坚持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比如在2014年7月30日，被暴徒杀害的74岁的居玛·塔伊尔（Juma Tayir）大毛拉，曾公开驳斥“圣战殉教进天堂”的谬论，他主张：“无故杀人是大罪，要受真主严惩。”
一份2018年的卫星图显示，奥尔达姆麻扎已经几乎成为沙漠中的废墟。而在千年前曾是佛国的和田地区，另一个著名的伊玛目·哈希姆（Imam Hasim）麻扎也已近荒芜。2020年6月的卫星图显示，现场一座清真寺已经被夷为平地。
2018年3月10日至17日之间，在新疆南部、和田地区的尼雅镇约75公里的一座高沙丘上，著名的伊玛目·贾法里·萨迪克（Imam Je’firi Sadiq）麻扎也被拆除了。在被拆除之前，和田地区的这座麻扎已经存在了450年。
2017年以来，伴随着热依拉为代表的维吾尔民俗学者的被捕，大约有100多处维吾尔麻扎墓地被拆毁。推土机开进麻扎的理由各不相同。比如从2018年开始，推平麻扎墓地也与“殡葬改革”联系了起来。在2019年，和田市中心的维吾尔族陵园被拆毁，理由是“城市发展”和“腾出开放空间”，同一年，伊犁地区政府则以新建消防站为由拆毁了另一处墓地。
阿不都外力曾亲眼目睹，喀什东湖旁的艾尔斯兰汗（Arslan Khan）麻扎被推平后，地方政府在上面建起了湖景商品房。他听热依拉的学生说，一些麻扎的守陵人曾在遭遇强拆之际找热依拉求助，热依拉告诉守陵人，政府拆除陵园是违法的。他无法证实，是否是热依拉的态度令她在政府眼中有了“危害”。
当文化成为空洞景观
阿克达形容母亲热依拉是“一个骨子里就带着谨慎生存本能的维吾尔人”。多名研究维吾尔文化的受访者都表示，热依拉的研究并不“激进”，她只是勤勉的文化记录者。
瑞秋·哈里斯曾在一篇期刊文章中侧记了热依拉的田野经验。2009年8月，这位英国民族音乐学教授去往阿克苏地区的沙雅县，亲历了一次当地妇女的诵经仪式“khätmä”。六十名妇女挤在一户人家的会客室里，由一位女村民带领集体诵读《古兰经》和神秘主义诗歌，三个小时里，妇女们向真主忏悔，旋转和摇摆，以及哭泣。
会客室里空气闷热，情绪浪潮一波波拍打着哈里斯。但她只能强忍泪水，端稳摄像机，心里想的却是自己“不够资格”参与其中。
仪式进行到最后，妇女们纷纷开始有节奏的哭泣，情绪到达最高点。哈里斯控制住了眼泪，但心中留下了疑惑。到了2012年的8月，当她和热依拉聊起这段田野经历，热依拉却告诉她，在类似的场合里，她自己就忍不住哭了出来，而这之后，在场的女性们非常高兴地说： “看，她才是真正的穆斯林！”
这种对具体的人的亲密感，是热依拉本性所在。在阿克达的回忆中，热依拉不吝于对身边的人付出关切。结束朝九晚五的工作后，热依拉会先给家人做晚饭，之后躲在书房继续整理资料。“她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女人，而且她不仅仅是纯粹的工作狂，她厨艺很好，社交很好，待人非常真诚。”阿克达说，每次有亲戚生病住院，热依拉一定带她去探望。
热依拉和学生间的关系也像家人。阿克达回忆，热依拉会在工作时间之外见学生。有时热依拉做了一桌菜，就会打电话邀请学生来家里吃饭。“她的学生们不仅把她当作老师，也把她当作可靠的母亲。”
尽管热依拉被“强迫失踪”已经八年了，但阿克达说，每当她思考“如何做一个好人、如何成为善良的人、如何成为好的亲戚”时，她想到的都是母亲的言行。
“我不希望你的读者觉得，哦，（热依拉·达吾提）她就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好女人。”哈里斯强调，“我们要谈论的是一种巨大的不公。”
哈里斯曾与热依拉在内的许多维吾尔学者合作，如今她的维吾尔合作者几乎都消失了。“我们知道的（有约）200个这样的人被逮捕了”，她说。而更广泛的拘禁，发生在普通人身上，比如在曾经的乡村会客厅里，组织诵读《古兰经》的妇女们，她们后来被指控有“极端思想”，送进了“再教育营”。“她们不过是一群普通的妇女，聚在一起祈祷，希望死后能上天堂，也为家人和村里的人祈福。你可以说这是封建迷信，但说到底，这和恐怖活动完全不是一回事。”
哈里斯说，维吾尔学者遭到大规模拘禁，显示中国政府在2017年前后突然收紧了尺度，那些曾经被政府鼓励、甚至资助的研究，如今纷纷被指为“分离主义”。而背后的原因，或许正是这些研究讲述了维吾尔文化的真实面貌。
她认为，热依拉并非所谓的“分裂主义者”，只是当权者不再给她的研究留下空间。她提到，2019年习近平访问新疆时曾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大团结”。在她看来，这种来自执政最高层的文化“统一”要求，或许正是热依拉被判处如此“疯狂”的无期徒刑的原因。
在“恐怖”的笼罩下，维吾尔人不再被允许祈祷。外来者也越来越难理解，何以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文化空洞。学者里安·瑟姆（Rian Thum）曾指出，维吾尔文化如今已经被“掏空”了。“就像是某种水果，去掉了中间的肉，只剩下外面的空壳。”哈里斯对这个说法表示赞同。瑟姆用“博物馆化”（museumification，或称“景区化”）形容维吾尔族的文化现状：文化被连根拔起，人民与土地和历史的联系被切断，剩下的只有空洞的建筑和表演，令游客无法理解其中真实的意涵。
“是的，如果你现在去喀什老城，”哈里斯说，“虽然房屋外墙上还有许多美丽的装饰，但是你看到的，其实是一座已经被毁坏的城市。”
1966年5月，热依拉出生于一个乌鲁木齐的知识分子家庭。生活在意识形态高压审查和身为维吾尔人的多重困境中，她的家族早就懂得如何用“柔软”的姿态寻求稳定的生活。只是，她还有一点要记录维吾尔文化的奢望。
“只要你没有否定你自己，还继续留在那个地方，那你的归宿不是监狱，就是死亡。”谈起维吾尔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伊犁夏提·库克博尔（Ilshat H. Kokbore）对“WOMEN我们”表示，逃亡看起来是唯一的存活之道，但流亡多年后，伴随年龄的增长，他变得悲观了一些。“再想这个（逃亡的）后果，好像也只是稍微柔情一点的悲剧而已。”
热依拉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获得博士学位的维吾尔女性，曾被当地妇联奉为模范。她的丈夫海威祖拉·普拉提是新疆文联的成员，曾在一本名为《天山》（Tengritagh，或称《天尔塔格》）的杂志工作，这本杂志的名字原写作维吾尔语，从2021年起，杂志改为了汉名《天山文艺》。
“她的所有研究都尊重国家的指导方针，政府觉得（内容）敏感不批准，我妈妈就没有机会去研究。”热依拉刚消失那段时间，阿克达还能保持平静。她只是等待着：三个月过去了，接着是六个月。视频通话里，阿克达看到父亲和外婆的表情越来越悲伤。
作为热依拉唯一的女儿。八年间，阿克达没能从警方那得知任何有关母亲的消息，也没能看到任何抓捕、逮捕、起诉和判决文件。这期间，她的外婆去世了，她的父亲因为她在海外为母亲发声，不再和她联系。
成了漂泊无依的人之后，阿克达才真正开始了解，身为维吾尔人意味着什么。2025年12月12日，热依拉被捕八年后，她在纪念文章中写道：
“她的失踪迫使我以从未想象过的方式直面责任。我以前完全不涉足政治。母亲的失踪迫使我站出来，为人权发声。倡导人权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异国他乡独自生活，同时还要努力建立自己的生活。我必须坚持下去，直到她获释，直到她的声音——以及其他像她一样的人的声音——再次被听到。”
（风思雨对本文亦有贡献。）
苏菲主义（Sufism，意为“al-Taṣawwuf”）是伊斯兰教的灵修、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倾向。它旨在超越形式化的法律，通过净化心灵、沉思、冥想（如诵经）、遵循导师引领，实现人与真主（安拉）在精神上的结合与无私之爱，深受伊斯兰世界大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