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文杰：离散香港人，寻求进入国家主体
前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职员郑文杰曾因支持“反送中”运动，被深圳警察以“嫖娼”为由拘留，后遭遇刑讯逼供15天。作为“大逃港”难民二代，在其父亲逃港四十年后，他也成为英国庇护的第一名香港难民。被迫流亡7年后，郑文杰决定扎根在民主国家，践行“为底层发声”的政治理想的同时，通过参与政党政治，继续寻求香港人在新的国家中“被看见”。
撰文｜夏悫
编辑｜安澄
排版｜田昀
2019年“反送中”运动已过去7年，近20万持BN(O)（英国海外国民）签证移居英国的香港人，正寻求进入当地政党政治。2026年5月7日举行的英国地区议会选举迎来了港人参选潮，至少有19名持BN(O)护照的香港人候选，最终6名香港背景候选人当选地区议员。
这些候选人中，因参与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简称“反送中”运动），被香港政府悬赏百万港元的郑文杰格外引人关注。35岁的郑文杰代表执政党工党首次参选，在设三个议席的伦敦布伦特（Brent）的昆士贝利（Queensbury）选区获得924票，排名第四，是本届落选港人中得票最高的。这个层级的选举，类似于香港2020年前的旧制区议员选举。但英国地方议会议员拥有更大的法定决策权，不仅处理社区事务，还负责地方财政预算、规划、住房、社会服务等地方政府职能，权限远较当时香港区议员广泛。
近日，郑文杰接受“Women我们”专访，谈起他在“反送中”运动期间，被深圳警察以“嫖娼”为由拘留，后遭遇刑讯逼供15天的经历。在被带入拘留所拷问的日日夜夜，他被迫按照执法者事先准备好的剧本，扮演了一个他们指派的角色。他认为，香港民主派人士的遭遇，预示着香港曾经独有的民主制度和文化，被中国国家主体所排除。
郑文杰是“大逃港”难民的第二代，而他在父亲逃港四十年后，成为英国庇护的第一名香港难民。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隐喻着香港的命运轮回。被迫流亡7年后，郑文杰决定扎根在民主国家，践行“为底层发声”的政治理想的同时，通过参与政党政治，继续寻求香港人在新的国家中“被看见”。
被中国国家主体排除的香港
郑文杰自陈出身寒微，父辈是来自大陆的难民，成长于香港的公共福利房屋中，这是他对公共政策研究感兴趣，如今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原因。在20岁时，他就离开香港，前往台湾大学政治系学习国际关系，期间曾在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短期交换，后来去往英国求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获欧洲政治经济学理学硕士学位（MSc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2017年，郑文杰回到香港，入职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从事招商引资工作。
看起来，这是一条普通的寒门学子努力获取文凭，走向“精英”的轨迹，但遂顺的生活在2019年8月被国家暴力打断了。作为“反送中”运动中的和平参与者，郑文杰在深圳出差时，被警方以“嫖娼”为由，任意拘禁十五日，并遭受刑讯逼供。“我一直只是在后台的普通民众，我从没想过我会走到前台去。”郑文杰不理解自己为何被大陆警方选中，成为审讯剧本中的“敌人”，他只说这是“命运推着走”，并从自身遭遇中体会到中国大陆对香港制度的排斥与否定。郑文杰在2019年底流亡英国，申请庇护。如今他加入了工党，在伦敦从事与福利住房相关的公共政策工作，服务于寻求庇护者、难民和无家可归者。
问：你在接受其他采访中提到，在英国加入工党与你的出身有关，具体指的什么？
答：从政治光谱上来说，我是一个中间偏左的人，我和家人在2016年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时投票给了香港工党1。尽管就算在民主派中，工党在香港一直都不是主流的政党，但我们都觉得，像李卓人（在囚香港工党领袖）是真心为工人的权益发声的。我的父亲做了二三十年的地盘工人（建筑工人），现在已经退休了，我的母亲是家庭主妇，没有全职的工作，偶尔给人当家务助理。这样一个基层的蓝领家庭，养大了我和我的两个姐姐。
不论是香港还是英国的工党，都支持社会福利政策。我们全家人受益于香港公共房屋政策。我现在在英国，也是在地方议会工作，给移民和难民提供房屋支持。我也是难民的孩子。我父亲当年孤注一掷，从中国大陆游泳偷渡到香港，也与他的家族在（国共）内战、“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政治风波中的遭遇有关。父亲偷渡时是在七十年代末，当时英属香港政府对来自中国的难民实施“抵垒政策”2，只要偷渡者能成功抵达香港的市区，就可以办理香港身份证。当时因为文革，很多大陆人游泳偷渡到香港，九死一生。
从我的角度看，抵达市区的难民能够获得香港身份，更多是因为当时香港的工业正在起飞，资本家对优质廉价劳动力存在巨大需求。我父亲就这样拿到了香港身份证，这之后就有了我。我是整个家族在香港出生的第一代。排到公屋后，我们一家最先是住在屯门区大兴村，那是一个比较旧式的房子，后来搬到屯门区富泰村，我就在其中一间小卧室长大。
问：生活在香港的时候，你的民主派理念是怎样形成的？
答：中学开始，我就很留意跟人权有关的议题。那时候我刚好碰巧看到了香港电台的纪录片，叫《带着脚镣跳舞的中国律师》3。 那时候我有一种过往的三观被分解掉的感觉，开始反思政府对人民的“洗脑”。特别是看到中国人权律师为老百姓维权，却受到当权者的各种打压，当权者甚至采用很多不干净的手段，比如可能跟黑社会联手，或者利用恶法来压制人权律师，例如“寻衅滋事”。（我看到）人权律师为异议人士辩护，表达不同的声音。看了那个记录片之后，我就已经觉得：“哦，好像这个就是我的calling（使命）。” 从那时起我开始有所反思，政府会教育我们要做一个好公民，不要跟黑社会为伍，但是如果黑社会是政府呢？
从2003、2004年开始，那时我还上初中，只要有机会，我就去参加香港的“六四”悼念晚会。我记得国中有一次去“六四”悼念晚会，我和几个朋友做了一些纸板，挂在身上。我爸妈看到，跟我说“有点像文革时被批斗的样子”。我参加“六四”晚会的纸板写的是“要求中国宪政改革”。
问：在英国驻香港领馆工作之后，你对香港有了哪些新的观察？
答： 2017年，我进入英国驻香港领馆工作，有很多到中国大陆出差的机会，我能逐渐感受到，香港人好像在中国是“二等公民”。香港人的政治权利是被边缘化的，香港人的声音一直被质疑，无法被接受，甚至好像无法发声。
我发现，不少中国大陆精英把香港身份视为通往海外、进入香港上层社会，甚至积累政治资本的跳板；其中部分具有党国体制内背景的人士，本身被视作国家主体的部分，可以通过政府、准政府、国企/央企、中资企业、社团网络、统战系统或政治组织等渠道，接近香港社会的权力核心。相较之下，香港人虽然名义上是“一国两制”4下的中国公民，却既难以真正主导香港的制度，也难以进入国家政治体制的实权核心；即使获得人大、政协的位置，很多时候更偏向象征性或统战性的安排。这种不公平，背后更深层次的政治结构的原因是，香港没有被视为国家主体的一部分，香港人的制度始终是被国家边缘化的，而不是被国家纳入其中。
领馆要求我经常去珠三角出差，去招商引资。我最初其实心态有一些矛盾，一方面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那几年，感觉中国的经济在崛起，基础设施也在完善，人民享受到了发展的福利，人们普遍预期中国会越来越开放。但另一方面，习近平掌权这十几年，中国好像在往之前相反的方向去走。
问：听起来像是逐渐失去希望的心路历程？
答：我生长在香港，见证了香港民主的发展，及后来的没落。我看到，在董建华到曾荫权时代（1997-2012），政党政治开始发展，开始有辩论，行政长官也参与辩论。虽然当时的选举也有些形式主义，但是允许有反对意见的，而且有非常蓬勃的公民社会跟抗议运动。
2006年，吴霭仪5曾在立法会提出“促进政党政治发展”议案，主张政府研究和咨询有利于香港政党政治发展的法律改革、公共政策和措施。因为当时香港的政党是用《公司法》注册的，如果发展政党政治，就要出台《政党法》。这些声音让我感受到，香港整体是有希望的。当时北京还没有摊牌对“双普选”6的（负面）看法，还在讨论的阶段，所以民主派和自由派人士都还活在“粉红泡泡”里面。我从这个泡泡里走出来，是在2019年，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政治气候，好像在逼迫我们这些民主派人士做一个决定：没有中间路线，也不再有“粉红泡泡”了，要么你被动接受北京决定的有限选举，要么你就什么都拿不到。现在，香港的经济不断衰退，相比1997年占大陆的18.4%，到现在2026年只占2%左右，更加没有谈判的筹码了。
秘密警察剧本里的“敌人”
在2019年夏天起，延烧一整年的“反送中”运动中，郑文杰是走上街头的数百万人之一。他表示，当时身为英国驻港领馆的雇员，他被要求“政治中立”，但这并不能抹杀他作为一个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当我从新闻上看到那么多香港市民上街示威，我有一种强烈的意志想要加入他们。”尽管选择“跟着感觉走”，但他表示，他没有冲在前线，也未做出过激行为，并始终认为自己参与的是合法的游行示威，“我想我那时候有些太天真了”。
问：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你觉得你是怎么被“盯上”的？
答：在街头的游行示威我都有参加，不算最前面，也是也蛮靠前的。那时候我也有些幼稚，穿得和一般示威者不一样，比如别人都戴黄色头盔，我就戴一个蓝色头盔。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对香港的法治还是太有信心了。我认为我参加的就是个合法的游行，戴一个头盔就是起到防护作用，我的行为都有界限，也没有攻击警察，哪怕穿得和其他示威者稍微不一样，我也是安全的。后来我才意识到，穿得和别人不一样，肯定是会被拍到的。
除了上街，我还自发去维护佐敦一带、西九龙地铁站附近行人隧道里的连侬墙7。就在西九龙站附近，在一条非常长的行人隧道里面，有人会撕掉上面的便签，我就用保鲜膜贴住便签。遇到有人来反对，我就引用主旋律电影《建党伟业》里面的台词来讽刺时局，我引用的是五四革命时，支持共和主义的学生们提到的“反专制”“反个人独裁”的台词。我提起共产党建立初衷，就是一个反威权和反压迫的革命政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完全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衷。我当时也有在公开场合直接批评习近平，我说习近平愧对了革命，愧对了老祖宗忍受苦难换来的解放。我用共产党的语言来批评共产党。（我认为这）比一些空洞口号更有道理。
我没有察觉，监视的目光早就在暗处。维护连侬墙的时候，有个人让我把他写的毛笔字贴上去。后来我被警察拘留的时候，警察把我替这个人贴毛笔字的照片展示给我看。成了“抓现行”。我立刻意识到，原来当时摄像头早就准备好了。我后来还记起，连侬墙附近总有上了年纪的大叔站在一边，什么都不讲，什么都不做，就在那里滑手机，或许就是监控我们的人。可惜我那时候实在太有“安全感”，我的社交媒体都是公开的，我还会把我的行动发在上面。
另外，作为懂当地语言的员工，我当时负责为英领馆收集舆情，用来给他们调整英国人赴港旅游的旅游警示。我的工作就是每天看新闻，既包括香港的报道，也包括大陆官方媒体的报道，从这些公开来源收集信息，撰写舆情报告。英国政府当时可能并不了解中国的官媒，是怎样恶意地去捏造和解读香港市民的游行活动。我的工作只是抹平这些信息差，也算是一种“大翻译运动”。我做的工作，并不是后来警方指控我的所谓“替外国政府部门搜集情报”，我翻译的都是公开信息和官媒文章。
问：后来你在深圳被警方“抓嫖”，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答：我是在2019年8月8号从深圳回香港的边境被抓的。那次去大陆，我仍然很天真，我以为会像2014年雨伞运动一样，如果你被盯上，大陆就直接拒绝你入境。2019年8月，当我成功入境大陆的时候，我还松了口气。那次是出差，结束工作后，我去拜访了一位住在广州的民主派人士的父母，这位民主派人士去香港参加“反送中”游行，被香港警方逮捕，我去他父母那里取他在香港诉讼期间的生活费。
8月8日傍晚，我到了香港西九龙的内地口岸，刷身份证件过关。自动关卡有两扇门，我通过第一扇门之后，在过第二扇门的时候，闸机突然亮红灯，我被卡在两扇门中间。我当时马上反应过来不对劲，就赶紧掏出手机，把里面的聊天记录全删了。边境工作人员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很快，他们拿了摄像设备放身上开始录我。他们试图阻止我删聊天记录，但是因为我被卡在两扇门中间，他们翻不进来，为我争取了一些时间。
我被带到西九龙高铁站的深圳公安派出所里面。我觉得蛮讽刺的，中国在香港境内的西九龙设立了边境检查部门，还有公安派出所。带我进去的人穿着制服，对我还算是礼貌的。我被带到西九龙派出所的一个会客室里面，民警要求我解锁手机，要求看里面的内容，我当时就拒绝了。我看到民警打了很多电话，后来告诉我“你要跟我们走一趟”，然后他们就带着我搭乘末班高铁回深圳了。那个末班高铁晚上大概十一点多发车，不是提供给乘客的，是给内部人员使用的。
到了深圳，我被交给了一群没穿制服的人。这群人开始对我非常粗暴。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很小的派出所，可能是莲花山那边，也可能是福田派出所。他们让我拿着写有我自己的名字的牌子在尺子前拍照，验血验尿。接下来他们把我关到一个“牢笼”里面，那是一个有铁栏杆的小格子间，大概两三平米左右，我被要求坐在一个铁质的“老虎椅”里，用栏杆挡住我。在整个过程中，我没看到任何“拘留通知”或者“权利义务告知书”之类的纸质文件，我感觉就是直接被束缚进一个牢笼里，被当成了十恶不赦的犯人。之后，这些没穿制服的警察开始审问我，他们先让我“自己交代”，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之后他们集中的问我有关英国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对我有很大的成见，仿佛我是个“汉奸”。审问者的逻辑是：“你是个中国人，我们中国强大了，你为什么不来我们这边呢？为什么要站在英国佬那边呢？”
审问者批评我在领馆从事的招商引资工作，因为我邀请中国人去英国投资，这样会“让钱离开中国”。他们认为哪怕是经贸的工作，也要为中国服务。但是“招商引资”是我在英国驻港领馆的正常工作内容，为了吸引中国投资客去英国设厂，英国政府才雇佣了我们这些当地人。审问者用有色眼镜去看待我正常的工作，我感觉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剧本”要写，只要求我去配合演出。那个剧本把我塑造成“汉奸“，用来满足警察的绩效指标。
在第一个“牢笼”里呆了24小时后，我又被这些便衣带上警车，转移到罗湖区一个较大的派出所。在罗湖的派出所，两个穿制服的民警来处理我所谓的“嫖娼”问题。我又走了一遍登记程序，包括拍摄囚犯照片、身体检查、验血验尿和生物特征收集等。我感觉这些警察把我换派出所是为了争取时间，因为他们不能无故羁押我超过24小时，在第二个派出所，我之前在“牢笼”熬过的24小时又被重启了。
两个穿制服的民警背后，站着十几个没有穿制服的便衣。制服民警告诉我，如果我不承认“嫖娼”的事情，他们就把我带到看守所，走更严厉的刑事拘留程序，而不只是行政拘留。为了保护自己，我就承认了“嫖娼”。我能看到，在我承认之后，那群便衣的脸色立刻变得轻松了起来，好像完成了一个大任务一样。之后他们就散开了，我被丢到一个派出所里的拘留室。
在拘留室，有两个犯人上来就问我，“怎么弄到美国护照呀？”他们一看就是安排好的，因为我完全没有说我因为什么事被拘留。我就回答：“我没有弄过美国护照。”然后他们说，“我也不喜欢中国，我也想要弄美国护照。”我一听就明白这是警察找来套我的话的，然后我就回答：“你要遵守中国法律。”
问：所以，“嫖娼”只是拘留你的借口，警察真实目的是了解“反送中”的事情？你在拘留所的15天，具体是被怎么对待的？
答：是。警察会说很多谎话，变相剥夺我的权利。我告诉警察，我需要请律师，他们告诉我行政拘留没有见律师的权利（作者注：根据中国法律，任何人被羁押之后，随时可以依法会见律师）。我还提出要通知家人，警察说行，但他们需要先通知“国际刑警组织”，让国际刑警通知我的家人。后来出去后，我姐姐告诉我，没有国际刑警通知他们。
我拒绝告诉他们我的手机密码，审讯人员就用手抓住我的头发，强迫我做人脸识别，解锁了我的手机。过了一两天之后，我开始每天被带离拘留所审问。我被带出去后，就更什么东西都乱来了。可以这样说，我因为“嫖娼”被行政拘留的15天里，几乎每天都被便衣警察带出拘留所，长时间提审，从早上持续被虐待到晚上。他们把我带出拘留所时，要求我将写着“罗湖拘留所”字样的囚衣反着穿，防止别人得知我的身份。然后他们蒙上我的眼睛，把我铐在大货车上带去另一个地方。每天审问完我之后，他们都要把我送回拘留所，每天送回拘留所都有身体检查，所以我每天被虐待的情况是有记录的。
我被带出去提审的最初几天蒙着眼睛，看不见问我话的人的样貌。我能识别出大多数人说北方普通话。在蒙着眼睛被审问的大概第二天，突然有个人用很标准的香港广东话和我讲话，他说：“你斗胆身为一个中国人去为英国服务，你会在这里连屎都不如。”不是“死”，是“屎”。紧接着，另外一个说北方普通话的人和我说：“我知道你是来自于哪个单位，我们也是做情报的，你也知道行规，你要是当间谍的话，你就是（要被）处决。”
那个说香港广东话的人再也没出现，那个说要“处决”我的人也再没出现。我觉得那位说香港广东话的人可能是生活在香港的本地人，或许是香港的警察，他或许是在我维护连侬墙的时候负责监视的人，或许就是来指认我的。
我被羁押的第一个礼拜，被虐待得特别严重。我大多数时间带着头套，看不见审问我的人，也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吃饭是他们喂给我的。第二个礼拜他们对我的态度才稍微和缓。整个审讯过程中，我感觉他们是在给自己的故事框架找素材，要按照他们的思路去“定性”我。他们有时说我是“爱嫖妓的汉奸”，还有一次说要控告我“武装叛乱罪”。我听了之后觉得非常夸张，我只是合法地和平地参与游行，我没有武装啊，感觉他们直接把我当孙中山来办了。
后来几天，我被允许把面罩脱下来，我看到审讯我的那些人全部都是便衣。他们没有穿制服，也没有向我介绍他们是谁。我有试探地问他们一下，我问“你们是政治保卫局吗“，他们的表情看好像有点惊讶，但是他们没有回应我。我觉得不排除是“国保”8。我认识的大陆民主派朋友以前告诉我，他有被“国保”监视。但是我并不是百分百确定。听口音，大部分便衣说的是北方普通话，甚至有些东北口音。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只隶属于广东省的公安，或者是从北京来的。
他们一开始用不太会留下痕迹的方式虐待我，比如把我的双手铐在很高的架子上，我被迫举着双手，如此减少血液从手臂回流进身体，很痛苦。他们还让我不断地做深蹲，不能休息，我记得我汗流得很厉害，实在做不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打我。反正是不会让我用舒服的方式待着。
这种折磨是有目的的，每当我因为身体的痛苦情绪崩溃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问我问题，对我洗脑，灌输他们的想法。比如他们开始问我“你为什么‘反中乱港’？”后来我发现，他们可能派人了解了我的背景，知道我喜欢历史，就开始给我讲“苏格拉底也不喜欢民主，民主就是民粹啊，我们国家民智未开，根本不适合民主”之类的话。
我被头套遮住脸，无法看见的时候，他们用棒子打我关节。后来他们还罚我唱国歌，我很感谢我的国中老师教我唱国歌，因为我唱得很好。他们很意外我的普通话这么标准，国歌唱得这么好。我记得到了第二个礼拜，他们对我态度稍微缓和了之后，他们还录制了我唱国歌的视频，微信发给了他们的上级，然后告诉我，上级回复“很满意”。
问：在当时被非法拘禁的情况下，你用了哪些策略来保护自己？
答：我没有选择直接对抗，我说：“我会承认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没有必要施加酷刑。”后来有一天，他们见我伤的不能走，把我单独放在房间里，没来审问我，也不和我说一句话。我的眼镜被拿掉了，什么都看不清楚，我感觉在孤独中我的意志被消磨着。我宁愿他们来审问我，把我一个人丢在那样的空间里，我真的会疯掉。现在很多被虐待的记忆都已经模糊。我记得当我熬到第二周，似乎情况有了变化。我估计他们收到了上面的指示，在考虑把我放了，所以虐待就逐渐减少。甚至在最后的时候，他们还拿了一些药油给我擦。
在被拘留的最后几天，我被送回了拘留所，医生给我做了身体检查。便衣警察也开始在拘留所审问我，他们告诉我，我能不能在满15天后被释放，要看我“态度”。他给我展示了两份“决定文件”，一份是之前我签署的因为“嫖娼”被行政拘留15天的文书，还有一份是以“收容教育”为由继续拘留我两年。我明白他的暗示和威胁。比如当他问我“是否想通知父母”时，当我回答“是”，他就拿出“收容教育”的决定文件要求我签字，于是我只好改口“不想”，他说“这才是该有的态度”。后来在他的暗示下，我承认因为感到“可耻”不想通知父母或聘请律师，我“没有”遭受过酷刑和强迫承认，警察对我的待遇“好”。这些回答都被做成口供，并被摄像机拍摄了下来。随后一位穿制服的警察要求我签署了7份决定文件，并按指纹，这些文件里面一些包括日期在内的栏目是空白的，我全都照做了。
迫于这样的威胁，我背下了他们写好的书面陈述，录制了“认罪视频”，承认“嫖娼”“背叛祖国”。
为了不被收容教育两年，我尽力“配合”，在他们面前演戏，我说我很后悔呀什么的。他们还给我看了上千个人的照片，问我有没有知道的人。我就尽量辨认出一些公众人物，就是那些媒体上很高调的，大家都知道的人，但是我没有把我个人认识的朋友说出来。他们让我画所谓“抗争组织”的人物关系图，我尽量凭想象画一些出来。他们还要求我画英国驻香港领事馆的结构图，我也尽量画出来，那些信息都是公开的，我只是个普通雇员，反正机密的信息我也不会知道。我尽量画，尽量让他们交差。
他们威胁我说，我既然已经把这些信息交给了他们，英国不会再继续信任我。我就顺着他的意思说“明白”。但是实际上在我心里，我宁愿更相信英国那边，因为他们更守规则。而在中国这边，经过了这些事情，我要怎么去信任这些警察呢？我只是表现得配合而已。最后，这些便衣警察警告我，如果我接受媒体采访，说出任何“嫖娼”之外的内容，他们会派人去香港把我抓回大陆。便衣警察离开后，两名中年男子进入审讯室，他们自称为“国家港澳办“工作，对我进行了“为什么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的宣讲。离开前，他们给了我一个小纸条，上面是他们的电话。这两位港澳办工作人员或许是想收买我当“线人”。
便衣警察和“港澳办”的人离开后，已经是8月24日凌晨。我被送回监室休息了几个小时后，被带到穿着制服的警察面前。这些警察告诉我，他们是广州来的。他们递给了我另一份材料，上面已经写好了问题和答案。我被要求按照这份文件上的内容作答，他们进行了拍摄。这之后，按照警察的指示，我写了一份提早放行的申请，这之后我拿到了个人物品和手机，并在8月24日上午5时30分被送出拘留所。
后来我得知，我被“嫖娼”行政拘留期间，有多家媒体报道，我的工作单位英国驻港领馆有略微帮我向拘留所争取个人卫生用品的待遇，在我被释放那天，英国驻广州的领馆还派了一辆领馆的车来接我，但是被公安部门拒绝了。当我走出拘留所时，眼前是两部蓝色的比亚迪出租车，大约有7个便衣跟着我一同坐上了这两辆车。三十多分钟的车程后，我被送到罗湖口岸的停车场，那里有10多个穿着警服和便衣的人员在等我，人群中有人用相机在拍摄，我好像受到了VIP的待遇。
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香港难民
2019年8月24日一早，郑文杰终于得以跨过深圳河入境香港。他说当时自己处于受惊吓的状态，因为曾把香港的住处告诉深圳警察，他没有回到住处，而是直接住在酒店里。获释当天，他接到香港警察电话，请他在“感到安全的时候”去当地警察局取消他被拘留期间，亲友报的失踪人口案。香港警方曾派私人车辆去接他，但到了接头地点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前，郑文杰感觉警车后有可疑货车跟踪。他最终没乘坐警方车辆，自己打车去警察局销案。在警局门口，他仍感觉有人跟踪他。恐惧中，他没有告诉香港警察自己被虐待的遭遇，但他向警方确认，并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郑文杰此后在香港停留几天，在朋友的劝说下，决定离开香港，去往台湾。他还记得，出发离开的那天，机场地勤人员主动帮他和女友更改航班，令他得以比原定时间提前三小时出发。
2019年底，郑文杰在英国申请政治避难。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9通过实施，郑文杰随后因其中所列的“煽动分裂国家罪”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被通缉。三年后的2023年底，为推行“港版国安法”而成立的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宣布通缉包括他在内的五位身处海外的香港活动人士，称他们分别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并对每人悬赏100万港币（约12.8万美元）。就在《国安法》通过的前几天，2020年6月26日，英国内政部通过了郑文杰的政治庇护申请，担保了他的难民身份。这年7月，郑文杰与其他几位流亡港人成立了“避风驿”和“英国港侨协会”等组织，旨在帮助移居英国的香港人申请庇护、融入当地社会，以及支援他们就业。
问：2019年8月24日，你被释放，从罗湖口岸过关回到香港后，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答：我一踏过深圳河，我感觉连空气都不一样。我第一次感受到，香港的政治制度此前原来给了我这么大的安全感。尽管那时候香港还是风起云涌，但是相对大陆来说，还是没有黑监狱的吧。我穿过深圳河，感觉不论是是入境处还是香港警务处的人，对我都是非常和蔼。和那些穿着便衣的警察真的是很大的差别。
问：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香港吗？
答：你看后来香港警署发布的悬赏100万港币的通缉令上，写的我是2019年11月11日离港。我在2019年11月回过一次香港。当时是打算和女朋友在台湾登记结婚，需要回香港开一份无犯罪证明书。我还回来见了家人和朋友，并从英国驻港领事馆辞职，领得一笔遣散费，结束了我大约2年的服务和工作。再回到台湾之后，我就决定要把我的遭遇公诸于世，这也意味着我不能再回香港了。所以我接受了一些媒体采访，之后我就飞到英国申请避难。
离开家乡，对我来说其实也没有太困难。因为我从20岁起，就从香港到台湾上大学，所以我很早开始就有一种游子的心态。而且我的适应能力还挺强的，我之前去台湾读书，生活了一阵之后，很多人都以为我是本地人。所以我当来到英国，我并不觉得适应特别困难。我离开香港，一方面是被命运推着走，另一方面也是我的选择，我选择坚持我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我不想妥协和改变。
问：到英国之后，你做了哪些事情？
答：申请难民和政治庇护是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公认的权利。我是香港公民兼英国国民（海外）（BNO）护照持有人。我在2019年底流亡伦敦寻求政治庇护。我的庇护申请在2020年6月26日获批。我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来自香港的难民。所以我有一个使命感，作为第一批来到英国的人，我应该帮助其他相同处境的香港人。2020年7月，我和其他几位来自香港的活动人士成立了“避风驿”，合作者包括黄台仰10，他当时在德国获得了庇护，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获得难民庇护身份的香港人，这个组织成立的时候，距离英国政府实施BN（O）“救生艇”11政策还有半年的时间。我还成立了“英国港侨协会”，口号是 “自救、自立、自强”，目标是从生活上帮助香港人在英国安定下来。
说来很讽刺，香港以前接收过从中国大陆、越南等地区，因为政治动荡来的难民。我爸妈也是因为政治动荡，所以从中国大陆到了香港。没想到现在香港人也要到英国寻求庇护。就像我爸妈离开了他们的在大陆的家庭来到了香港，我现在也离开了我在香港的家庭，来到了英国。 这就像是命运的轮回，追求民主的抗争是一种跨越世代的抗争。
问：我看在2020年12月，你还提议成立“香港影子议会”，你当时的想法是怎样的？
答：我猜我被香港政府通缉，有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个机构。实际上，我当时只是做出了提议，我想把它做成类似于“大学学生会”那样的非政府组织。这个概念是想要尝试去建立一种新的民主认同性，去监督香港立法会的运作，通过网络投票来体现“真实的民意”。我当初只是提出了这个想法，我没有那么强大的执行力去做这么复杂的计划，我只是在思考是不是能够通过互联网空间，为香港人提供一个说话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声音。我设想的这个组织其实是没有实现的，但在香港政府想要通缉我的时候，仅仅是这个想法也给他们的“剧本”提供了“素材”，被歪曲理解成想要颠覆国家政权。
当香港流亡者，成为英国工党候选人
郑文杰认为，如今BN（O）政策已经实施五年，多数香港移民已在英国稳定下来，下一步就要“自强”。他提起，在香港还有相对的法律和筹款空间的时候，香港公民社会可以根据《基本法》，选举出民主派和自由派政治领袖进入各级议会，为底层发声，如今随着香港公民社会空间萎缩，离散在海外的香港人就要试图在当地重建公民社会。而最近香港人参与英国地方选举的潮流，就代表着香港的公民社会从普通的体制外的监督力量，逐渐走入政党政治，这是一个自我赋权的过程。
2016年，郑文杰在伦敦读研时曾参与费边社(Fabian society），这是英国的一个社会主义团体，成立于1884年，主张通过渐进温和的改良主义方式来走向社会主义，与英国工党关系密切。因此他表示，2019年末移居伦敦之后，他“自然而然地”就加入了工党。成为工党党员并不看背景，只需要缴纳会费，而如果寻求成为议员候选人，则需要从基层做起，获得认可。郑文杰指出，他被分配到居住地附近的党支部，之后积极参与义工活动，包括帮助议员去挨家挨户敲门，了解居民的想法，之后他便在今年地区议会选举之前，成为被认真考虑的候选人。在成为候选人之前，地区竞选经理为他撰写了综合的背景调查报告（Due Diligence Report），来自北京方面的通缉、抹黑和监控成为绕不开的“风控”因素，但最终，郑文杰的背景调查报告中的评价积极而正面。
问：决定参选后，北京方面是怎样向你施压的？
答：北京的压力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相对合法的“灰色地带”，就是来自一些亲中的选民的压力，这些亲中的选民可能受到中国大外宣或者统战部侨民组织的影响，但这只能说灰色地带，也不能说不合法。另一种相对来说是不合法的，比如一些专门安排好的针对我的抹黑行动，或者是北京动用国家力量，对于整个英国工党和议会进行施压。
我比较欣慰，工党还是顶得住这些压力，他们坚持站在正义的立场。竞选经理为我写的背景调查报告里面，他们给我的评价是“非常努力（very hard working）”。报告里有提到我在香港参与民主运动的经历，他们认为我那时是处在被中国公安强迫的，不公平的情况下。
在我提名阶段的时候，工党甚至和地方选举没什么关系的整个英国议会都有收到一些信函，目的是“举报”我。工党和议会没有告诉我具体信函里写了什么，他们只告诉我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些国会议员以及地方议会的办公室也收到了各种举报我的信函，收到信的议员甚至都不是工党的。我听说，一些信的内容大概是，“揭穿郑文杰的身份”，点出我其实是被香港政府通缉的人。寄信的人大概以为我瞒着议会，没有和他们说我的情况，但其实大家都知道。
大概5月7日，选举前一两个星期左右，我明显感觉到有人在跟踪我。我有一次直接走向跟踪我的人，问他：“哎，先生，你不要跟踪我。”对方表现得很害怕，直接把帽子和口罩戴起来，然后背对着我。但是他也没有走，可能吩咐他跟踪我的人不允许他离开吧。我觉得这些人可能只是想通过跟踪，让我感到恐惧。
问：你对英国的政党政治气氛有何感受？
答：我在香港的时候，感觉因为我们的族裔相对比较单一，文化相对比较同质，对于社会问题来说分歧不是很大，也就相对更好解决。最大的分歧点仍然是来源于一国两制，中港矛盾，那种大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不同。但是在英国有许多不同的族裔，这些族裔的来源国家的地缘政治，又能影响到英国的国内政治。除了族裔，还有不同宗教之间调和、协调、和平共存和切磋冲突。因此，英国有非常长久的历史经验，去调和这些看起来难以调和的矛盾。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值得学习的经验。
从我个人的感受来看，其实工党执政后的这两年，对华立场很不稳定。尤其是最近，工党政府批准了中国在皇家铸币厂用地修建“超级大使馆”这件事。前任保守党执政的时候，这个超级大使馆就没有通过，但工党上台后，因为急着和北京改善关系，然后居然就让这件事通过了。很多英港人认为，工党不是他们所期待的执政党，我作为代表人物，参加工党就算“背叛”。
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工党执政后，领导层的一个决策，就把整个党的价值否决掉。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改善它。工党让我一个政治难民，在英国政界有参选的机会，本身就值得肯定。工党执政的这两年，的确做了蛮多的事情很令人失望。 我个人还没有绝望，我还是忠实于我“中间偏左”的政治价值观，我希望在工党内部寻求改变。 我未来会继续留在工党内部，继续践行我的理念。
被国家“制造”的敌人
在伦敦，郑文杰的工作“黏着”在社区里，服务于具体的民生需求，也是英国政治文化的必修课。在和本地人接触时，郑文杰不会主动介绍他的流亡经历，而是专注于对方的需求和生活困难。在近距离、具体的日常接触中，人们开始意识到，香港抗议者并不是中国外交口径中“制造”的偏激和“抱有冷战思维”的人，他们只是一些想要过好自己的生活，想要让自己的人民有更好生活的普通人。
问：所以其实你所从事的民主运动，其出发点也只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答：追求民主从来不是什么故作高尚的口号，而是很谦卑、很基本、很朴实的要求。我成立港侨协会，是因为我相信要走入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我参加工党，是因为工党成立之初的理念，就是走近群众，和基层的普罗大众，和工人阶级在一起。之前各种民调都显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会大败，但我还是代表工党去参加了选举。这个原因很简单，我就是在贯彻我的理念。再比如之前香港警方通缉我，弄了个很高调的记者会的时候，我的回应也是一致的，我说：“我只是在实践自己的价值观，如果因为权势而屈服的话，这就不是价值观了。”虽然现在，我仍然还是一个很基层的工作人员，我的选举也没有赢，但是我仍然乐在其中，享受这个过程。这样才能让自己走得更久。
问：感觉一旦成为“国家的敌人”，你也被“赋权”了，或者说是国家制造了它的敌人？
答：这样看，某种程度也蛮有趣的，但同时也很荒谬。我们这种人的际遇，可能就这样跟香港这个城市，跟中国这个国家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一起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自由地回到家乡，不需要任何的这个政治批准，这是自然的权利。但是现在的状况却是，我们回去就会受到政治迫害。我们回到家乡的后果，已经和中国整个国家的人权和政治制度发展直接联系了起来。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人权和政治发展得好，我们自然就能自由的回到家乡，但现实却不是这样。我觉得这就是使命感的来源，我们被迫流亡，承受了沉重的代价，但同时，我们的责任感就更大。
另一方面，因为我们已经上了通缉令，我们的边际成本反而降低了。这意味着我们继续从事民主运动的代价也降低了。因为反正我们已经到了“国家的敌人”的程度了。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中国政府的做法有些离谱，他直接把这么多人完全推到自己的对立面，我们这些被迫站在对立面的人反而会觉得，“我再也没有顾虑了，我可以完全当我自己了，我可以完完全全的反对你了。”
问：所以你这个“敌人”的角色，其实是中国政府给你的？
答：对呀，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嘛。我以前还算是比较自由派的改革派，我也不是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表达出来，我只是希望国家的制度有所改革。但现在我都被通缉了，我完全没有顾虑了。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中国政治气候的变化，像我这样的“改革派”，也已经不能被容忍了。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命运吧，中国政府实现了一种适得其反的结果。这很讽刺，他明明不希望我成为一个彻底的反抗者，最终却赋予了我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
问：它制造了它自己的敌人。
答：是的。
香港工党是一个香港民主派政党，其成立于2011年12月18日，其四大主张包括：民主、公义、永续和团结，提倡建立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并着重基层和工人权益。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张超雄代表工党获得立法会唯一的席位。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社会运动后，香港立法会取消多位民主派议员资格，张超雄在2020年联同其他1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以示抗议。2021年后，随着前工党副主席李卓人（在囚）创立的、与工党关系密切的香港职工会联盟（职工盟）解散，香港工党陷入实质停摆状态。
抵垒政策（英语：Touch Base Policy），是1974年11月至1980年10月间英属香港政府针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入境者的难民政策，于1974年11月实施，此后由中国大陆偷渡到香港市区（界限街以南）即得到香港居民的身份。
香港电台（RTHK）王牌节目《铿锵集》曾于2007年播出两集名为《扣着脚镣跳舞的中国律师》的专题片（上、下集）。该片深入探讨了被称为“中国律师界良心”的张思之等人权律师的职业生涯。
根据中国官方网站《新时代中国外交百科》： “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吴霭仪（英语：Margaret Ng Ngoi-yee）香港执业大律师，前香港公民党党员，时任香港立法会议员。
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及香港立法会选举两项全面实行“普选”的并称。“双普选”即“一人一票”的真普选。而亲北京建制派常年控制立法院席位和行政长官人选，责备香港人成为“假普选”。
在2019年，香港式连侬墙（英语：Lennon Wall）指的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期间所产生的粘贴标语讯息等的众多民主拼接墙。
“国保”全称为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主要负责国内政治安全、社会维稳及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
2020年6月，中国人大常委会绕过本地立法机关，为香港制定实施《国安法》。该法下的四类罪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来自BBC：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pd14qnd5ljo/simp
英国于2020年起推出“救生艇”计划，允许在1997年回归前在香港出生、曾经或继续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简称BN(O)护照] 人士，可以通过申请BN(O)签证移居当地，因而成为港人移民的热门国家之一。来自：https://women4china.substack.com/p/hker-in-the-uk-bonhamtree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