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室之内：中国在押女子生态
当前，中国《监狱法》修订已进入二审阶段，草案在通信、会见、律师接见等权利方面做出了调整和补充。然而，整体来看，性别因素仍未被充分纳入，相关条文缺乏针对女性在押者特殊需求的具体考量。本文通过回顾这些女性囚犯日常且真实的监禁经历，揭示制度运行中的细节缺失与性别盲区，也为评判现有条文能否真正回应她们的现实困境，提供更具体的参照。
撰文｜季来之
编辑｜于长夜
平台编辑｜覃山
得知刑期只剩一个月，王丽反而变得更加焦躁。每天吃不下饭，晚上也睡不好，脑子里总是浮现孩子的模样。越接近出狱，心里越不安，盼望见面的同时，又觉得时间过得异常慢。
丈夫被抓捕的那天，四个孩子都看见了。双胞胎小儿子和小女儿还未满四岁，眼里映出的只是恐惧与困惑。大女儿和大儿子却清楚，来的都是警察，她记得那一刻他们眼里的无助与惊惶。
被羁押后的两年五个月，她完全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他们，心始终悬着。狱中的日子里，她在每一寸沉闷的空气中描摹着孩子的脸。她想象他们是否还能认出自己，是否会在夜里偷偷哭泣，是否会怨恨她。
回家的那天，大女儿扑进她怀里，哭得无法自持，半小时过后才被亲戚轻声拉开：“别哭了，妈妈已经回来了。”双胞胎没有放声大哭，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们小声而急切地问：“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为什么和以前不一样？”那些问题让她一时间哑口无言，心中既酸楚又心疼。
随着丈夫也出狱回家后，生活渐渐回到正轨。孩子们又找回了往日的活泼与开朗。每天兄妹间的嬉闹玩耍，让家庭的温度，重新真实可感。她看着这一切，心里既欣慰又隐隐清楚，曾经被隔绝的日子，如影随形地提醒她：这份重回生活的温度，多么来之不易。
事实上，在中国的看守所和监狱中，女性在押者的境遇远比外界想象的复杂与压抑。她们不仅承受着自由的剥夺，物质的匮乏，也要面对制度、监狱内部关系与空间带来的精神压迫，更遭遇一系列难以启齿的性别困境。
七位曾被羁押的女性，在访谈中回忆起狭小的监室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在那里，吵架源于最琐碎的争夺：吃什么、喝什么、什么时候洗、谁先用水。时间被严格量化——洗澡大概三五分钟，不能多；洗衣服必须排队，上厕所也不平等，卫生纸、卫生巾都不够用，还要忍受全方位摄像头对身体隐私的男性窥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限制着她们生活的琐碎细节，是她们面对的极其受限的环境。
每个监室的门外，都是另一个被高墙和铁门隔断的“无声世界”，无法见到律师、家属和驻检察官，权利的剥夺投诉无门。医疗保障也只是表面，一般的感冒和妇科问题只能得到简单处理，但真正需要检查和治疗的疾病得不到救助，除非病情严重到危及生命健康。女性的生理需求和病痛更是被视而不见，羞涩和恐惧也使她们难以开口求助。
她们无力反抗，因为反抗的对象，不仅仅是形诸文字的监狱体系，还有内部权力的等级化。即使反抗，也仅限于监室内部，无法对外发声。
在全球女性在押人数持续上升的背景下，2010年12月2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采纳《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犯非拘禁措施的规则》，即《曼谷规则》。这一规则的出台，旨在弥补《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在回应女性在押者特殊需求方面的明显不足，承认女性在押人员在心理、生理及家庭角色等方面的独特处境，并倡导在合适情况下优先采取非拘禁措施，以减少对女性及其子女的附带影响。作为具有普世价值的国际规范，《曼谷规则》为各国包括中国《监狱法》的修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准。
当前，中国《监狱法》修订已进入二审阶段，草案在通信、会见、律师接见等权利方面做出了调整和补充。然而，整体来看，性别因素仍未被充分纳入，相关条文缺乏针对女性在押者特殊需求的具体考量。于此，回顾和叙述这些女性囚犯日常且真实的监禁经历，揭示制度运行中的细节缺失与性别盲区，也为评判现有条文能否真正回应她们的现实困境，提供更具体的参照。
被带走的那一天
2022年12月，90后女孩陈敏，被送入北京市平谷看守所。她被捕的名义是“扰乱社会治安”和“寻衅滋事”。起因是，2020年11月27日，在亮马桥的街头，她和许多人一起举起白纸，呼喊“不要核酸要自由”的口号。
那场聚集让她失去了自由，因在网络上转发信息，被警方视为“组织者”之一，羁押时间长达四个月。
被带走的那天，清晨五点，敲门声将她和室友惊醒。陈敏开门后，两名便衣警察径直进入，并未出示任何证件。进入屋内后，他们开口的第一句话是：“你可以把手机拿出来。”心中早有预警的陈敏递出了一部平时很少使用的手机，手机里未彻底清理，卡也仍在。警察当场没有检查，只简单说：“一会儿到局里再给你。”随后，他们开始在屋内搜查。这时，陈敏在睡意中才缓过神来，质问：“你们没有搜查证，怎么能随便进来翻我家？”警察没有回应，继续翻查，带走了她的相机、电脑和手机，并命令：“跟我们走一趟。”
当天因疫情影响，朝阳区收押空间有限，陈敏被临时送往平谷看守所。一周后，她穿着“大白”，戴头套、脚镣，被转押回朝阳区看守所。
由于疫情期间看守所人员激增，监室被塞进了十四五个人。陈敏是“重点关注对象”，被分配在靠门的头板位置。头顶四个摄像头全天开启，室内灯光24小时不熄。
她的遭遇并非孤例。
王丽也记得，2020年6月17日下午一点，她被警方以“处理手机被抢走一事”为由传唤至派出所。
“孩子被警察从怀里抢走，当时哭得撕心裂肺。”她回忆道。警方称她“涉嫌违法犯罪”，将她控制在楚雄市东瓜派出所。当时，她的丈夫诗人王藏已经被捕，她因在网络上为丈夫呼吁而受株连。此前因居所被多次逼迫搬迁，她出现了精神分裂症状。
2022年11月11日，她被云南省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两年六个月，而丈夫王藏被判处四年及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家中的四个孩子，自被捕之日起，就失去了父母的照顾，由年近七旬的祖母独自抚养，生活也被严密监控，而王藏的银行卡与身份证件在被捕时已被扣押，亲友也不能接济和拜访。
来自安徽的唐雪兰原本是一名党政办的工作人员。十余年的机关生涯，却让她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与所处环境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她任职的党政办与当地派出所同处一院，在这里，她亲眼目睹过公安机关的粗暴执法：“计划生育年代里，强行抓人去流产；老百姓上网说几句心里话，也要被追究……在政府机关，什么话都不能说，而我看到的内幕又比普通人更多。太压抑了，特别压抑。”她叹息，自己并非天生“反骨”，只是和那套体制格格不入。
后来，因机构重组，当地政府出台了“机关工作人员分流”政策：要么买断工龄离开机关，要么转岗到教育部门。她毫不犹豫，用几万元买来了自由，开始自己做起小生意。
为了释放长年的压抑，她悄悄开设了一个论坛网站，把那些在办公室里无法说出口的想法写进去。后来，越来越多网友加入论坛，言论的尺度也越来越宽，随之进入了国保的视线，论坛被封。
2018年，她在微博、推特和Facebook上发表对习近平修宪的看法，随后就被警方立案调查，限制出境。为避风头，她只能长期在外打零工，极少回家，警方多次上门未果。
2018年7月2日，她回原籍法院处理一桩民间借贷案。那天，她刚步入法院，就被几人按住，戴上手铐，蒙上黑头套带走。随后，她先在看守所关押半年。2019年2月1日，又被戴上脚镣手铐送往监狱，被羁押两年半，罪名是“寻衅滋事罪”。
再往前的2012年，大连访民王春艳也经历被捕。62岁的她依然清晰记得那一天——2008年６月３日，大连甘井子区法院的执行人员给她戴上手铐，送到甘井子收容所。第二天她回家，发现自家住宅已经夷为平地。在这之后，王春艳与弟弟妹妹多年上访，多次遭遇截访、遣返。一次在京上访期间，母亲突发脑出血，家中却无钱医治，她便向政府要求赔偿。答复未至，先等来的是警察。母亲最终未能救回，王春艳则被大连驻京办事处押解回大连，以涉嫌“诈骗”为名将她刑事拘留。起初关押在甘井子区派出所，随后转押大连市看守所。
“我只是要回本该属于我们的赔偿款，他们却说我诈骗政府。”她说。2011年6月，她曾在北京南站成功突破安保，将一份上访材料递交给时任总理温家宝，一度成为媒体焦点，但此举也没有换来改变。
同样是上访者的福建人黄芳，因家中土地被强征，常年赴京上访，直到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名逮捕，被关进宁德市看守所一年八个月。
2016年1月8日，王宇和赵威以“颠覆国家政权”被逮捕，被关押到天津市第一看守所。她们是“709律师大抓捕”首批被捕对象。到看守所之前，她们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半年，处于无外界接触的秘密关押状态，经历了昼夜不分的审讯、持续戴着手铐脚镣、五天五夜不准睡觉的“疲劳战术”。
当得知自己的罪名时，赵威一时无法接受：“为什么是’颠覆国家政权’，不是’煽动颠覆’？”罪名打破了她的心理预期，两字之差，意味着她要面临刑期会更长。警察的回答是：“如果你只是发表言论，是‘煽动颠覆’；你们这些律师在现实中做了事，那就是‘颠覆’。”
这七位女性，都经历了类似的抓捕流程，警方几乎都未被出示传唤证、搜查证，或是警察证，且都没有得到过案由解释。
口供试炼
抓捕，还只是漫长羁押的开始。她们发现，进入看守所、监狱接下来的日子，真正的考验才开始——在封闭的审讯室里，每一次对话都不仅仅是单纯的提问，而是一遍又一遍重复相同的问题，慢慢消磨人的意志，迫使人交出自我、重写立场。
受访女性都经历了几乎相同的流程：每天，审讯成为固定仪式。问题重复、时间拉长、细节被一再咀嚼。
陈敏回忆说：“他们每天拿一个问题审我，一两个小时，就围着一个问题不停地问。”她被问及是否与境外组织有联系，是谁组织她去了亮马桥，“翻墙”注册Telegram和Instagram等软件的目的又是什么。提问者不断更换，却始终不说明来自哪个部门。直到一名警察得知她有过精神病史和自杀倾向，态度骤然转变——语言由温和变为粗暴，辱骂她“卖国贼”，还拿她的大专学历羞辱她，质疑她的性取向。她想认真阅读审讯笔录再签字，对方却将纸甩在她面前，反复催促她签字。
王春艳记得，冬天的审讯室窗户总是敞开的。“警察说我们这些人一进屋就臭，要开窗通风。”她坐在“老虎凳”上，四个多小时一动不动。有一次，一个警察猛踹她膝盖上方的关节，留下大片淤青。他们还威胁她：“不配合，就送你去‘死人床’。”她听说过——一个刚好套住人的铁环，身体无法动弹，大小便都只能在里面解决。警察拿出一张纸，要她写明到底想要多少赔款。她表示不服：“我家原本有509平方米的宅基地，警方说只有66平方米有房产证，其他都是违建，多一分都不给。”
唐雪兰被戴上背铐、套上黑头套送到县公安局，再一次坐上了曾经无数次坐过的约束椅接受审讯。坐在约束椅上被审讯了近10小时，颈椎、腰椎还有头疼得无法忍受，“当时真想一头撞死”。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律师王宇经历了另一种节奏的高压审讯：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一次，从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下午从一点持续到四五点，连续五天五夜不让她睡觉。稍微一闭眼，审讯人员就会用各种方式把她拍醒——有时拍椅子，有时直接拍她本人，让她根本无法合眼。
大约一个月后，折磨的方式升级。她被迫坐在一张极其不平整、沉重的铁凳上。凳子像一个方形的铁堆，表面凸凹不平，坐上去非常难受。她必须每天推来推去，把铁凳摆放到审讯人员面前，等审讯结束后再推回去。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审讯人员还通过控制基本的生活需求来折磨她。水放在旁边，当她试图拿水时，又被夺走。饭送到面前，一旦刚要动筷子，饭就被拿走。“这种折磨充满了千奇百怪的心理手段”，让人无所适从。
在这样的高强度折磨下，她几乎承受不住，曾多次晕倒。每次晕倒，审讯人员抓住拷在她手上的手铐，将她整个人提起来，拍醒后继续审讯。“长时间不吃不喝、不睡觉，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几乎失去反抗能力，以至于身体可以这样轻易被提起来。”她强调。
有一次晕倒后，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出现，她不清楚对方是否真正的医生。但这位“医生”只是用听诊器简单检查后，说了句“没事”，便离开了。
转押到天津第一看守所后，审讯频率下降，但内容依旧反复。她承办过的案件，被一条一条地翻出来：曹顺利案、范木根案、尹旭安案、伊力哈木·土赫提案，还有一些涉及法轮功的案子。“谁找的你？签了什么合同？收了多少钱？怎么代理的？”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审讯人员几乎完全依赖口供作为证据，因此对同一件事情不断反复询问。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追问，确保她每次回答都一致，有时甚至只是为了检验前后说法是否完全相同。她觉得，这种反复的审讯除了获取口供外，可能还带有另一层目的。最初被抓时，审讯人员试图让她上电视，但她坚决拒绝。她猜测，持续不断的询问也许是试图通过长期的压力让她最终妥协。
最初，她一言不发，拒绝笔录。看守人员对她进行24小时贴身看管。看守分两人一班，每班两小时轮换，全天候不间断。白天，她坐着时，两名女看守会直接站在她前方，仅相距十到二十厘米；晚上休息时，一个站在床头，一个站在床尾；上厕所时，一个站在马桶前方，另一个站在后方。无论何时，这两名看守几乎都紧贴在她身边，寸步不离，持续盯视。她只能妥协了，但开出条件：“我可以讲，但只说我自己的事，别人的事我不知道，也不会说。还有，不能让我上电视。”刚开始，她发现笔录上自己说的内容被改写，拒绝签字。他们重写一份，有些表述还是与原话不符，她仍然拒签，审讯成了拉锯战。
90后赵威与王宇曾被关押在同一个指定监视居所，经历相似的审讯与酷刑，随后又一同被转入天津第一看守所。赵威也清楚，警察的策略是用高强度的心理压力确保口供“稳定”。因此，他们不断重复提问，反复核对她的每一句话，确保每次笔录都“固定”下来，在案件提交检察院前不留翻供的可能。她形容这种审讯导致心理上形成的条件反射——就像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铃声一响就流口水；在她身上，则是见到警察就本能地感到恐惧，从而动摇翻供的幻想。
每次审讯后，赵威都在“要不要翻供”的念头间挣扎。她想，未来可能会见到检察官，并且心中萌生翻供的念头，但酷刑的后遗症像无形的锁链，将她牢牢束缚在高度戒备与焦虑之中。
她清楚，相比于之前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看守所虽然是合法可查的地方，家人知道她在哪里，但她的生活完全掌握在他人手中：食物、水、关押环境。于是，她在“想翻供”与“害怕再次受刑”之间反复挣扎，长期处于心理拉扯之中。然而事实是，直到她被取保候审，检察官始终未曾出现。
警察要求她在录像中认罪。她担心这些内容被公开播放，但更惧怕酷刑再次发生，还是照做了。她刻意让自己语无伦次、前后矛盾，试图让录像无效。但没多久，警方通知她：“领导说录得不清楚，要重新录。”
警察决定对她取保候审，还继续追问：“你打算出狱后做什么？”她给出一个“安全”的回答：“不见媒体，不找律师，只想回家陪父母，好好恢复身体。”
王丽的身体状况本就不好。被带往派出所后，在一次审讯过程中，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她突然晕厥。醒来时，自己是全身赤裸，身边站着几名国保，只有一个女的，其他多个都是男的。“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她说，由于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的影响，她的记忆里，怎么也拼不齐整个过程。
她却清晰地记得，在看守所的两年半中，她一共接受过21次审讯，因为这个数字出现在她的笔录上。初期受新冠疫情影响，全部为视频审讯。审讯她的，总是看不见身份的便衣警察，一次又一次，每次问题几乎相同，总是围绕她丈夫王藏的艺术作品、网站，以及她是否协助他进行活动。她从未被告知对方的单位、警号，只知道他们自称来自“国保大队”。身着便衣的审讯人员，三人一组，来来去去。
每一次笔录结束，她都被要求签字。她坚持不签。她说：“我没做的事，我不会认。”她检查每一份笔录，发现内容被改写、删减或添加，用笔划掉不实部分，补写原话，但这一切并未改变审讯进程。随着她拒签的次数增加，审讯变得愈加严厉。她多次遭到审讯人员的威胁：“如果不配合，就见不到孩子，孩子也将无人照料。”
但直到审讯结束，她才发现接下来的日子才更是煎熬，“审讯时，至少还能听到一些消息，哪怕是假的，也让我知道家里还好吗，孩子怎么样。”她描述那种孤立状态，“每天都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着，会不会再发生什么事情，这辈子还能不能见到孩子。”当所有声音都消失后，焦虑才真正侵入骨髓。
与世隔绝
在陈敏看来，看守所生活中唯一能让大家感受到外界的“信号”，是一周一次的“存钱广播”。广播里念到某个名字，就意味着外面有人给她打了钱。有人会低声说一句：“我妈给我打钱了。”这意味着铁门外还有人在关心她们，是她们与外部世界的一层脆弱联系。
律师不见踪影，家人见不上面，通信的方式也被切断。她们被推入一个封闭而寂静的空间，外界的声音被屏蔽，时间无限延长。
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并非偶然，而是某种制度性安排的产物。她们被迅速归类、收押，在程序的推进中逐渐“失联”。通信权、会见权、探视权——这些本应受到法律保障的基本权利，在现实中往往形同虚设。法律援助仰赖一个不透明的指派系统，当律师不再是当事人主动选择，而是“由政府安排”，当会见反复被拖延甚至干脆被拒绝时，所谓辩护，便成了一纸空文。
正式逮捕通知书下来之前，陈敏曾多次提出会见律师的请求，却始终被含糊搪塞，“再等等”成了惯用的回应。她逐渐意识到，这种与外界的隔绝，不仅是所谓的“管理需要”，还意味着她无法为自己辩护，甚至无法弄清自己究竟身处何种处境。
按照监规，如果对管教的管理方式存有异议，服刑人员可以在上级领导视察时反映问题。然而这种视察本身就极为稀少，她所在的监室从未真正见过所谓的“领导”。“领导是谁”，也无人知晓。唯一一次视察是在过年时，有位“领导”来了，还带大家吃了速冻饺子。但自那之后，便再也没出现。
有一次，监室有人反映班长存在克扣他人饮食的问题，管教们听说后，突然有一天全部走进监室，集中讲话，强调：“监室没有班长啊，从来没有这个。”那次，所有人都猜有人举报了，但没有人知道是谁举报的，也没人知道举报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完成的。
她认为，真正的困境是：问题一旦发生，根本没有正式的渠道去反馈。她也曾被要求背诵相关制度条文，监规里确实提到过可以向管教反映问题。但现实的矛盾在于——当问题正是关于管教本身，又该向谁反映？这一逻辑本身构成了死结。
有人说，“你可以在会见律师时向他反映情况。”但这只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假设——因为她们并未被允许会见律师。除了管教和偶尔视察的警察，她们与外界毫无接触。“有时候警察来了，如果他’好’一点，也许能听你说几句。”她说，但这全看对方是否愿意理会。
这种困境并非自己一人所经历。“整个监室都一样，大多数人已经被判刑，再也没有见律师的机会。”她说。
王丽被关押三个月后，才首次与律师通话，那次会见只是一次简短的隔空电话交流。她最牵挂的，是自己年幼的儿子。“他们把我小儿子带走了，我连他被送去哪里都不知道。”这种对家人的焦虑和不安，是她最难以承受的痛苦。为了获知家人的消息，她多次请求会见律师，但回应总是：“律师要来，自然会来。”
开庭前她已被羁押了一年半。此时，看守所管理人员声称，她家属聘请的律师已解除代理，退出案件，并表示将为她指派一位律师。但王丽没有收到任何相关律师文件。她认为这只是形式主义的法律援助，根本无法信任，便直接拒绝了这项安排。她终于被允许律师第二次会见时，已是开庭前夕。“每次见律师，手、脚、腰都被锁在约束椅上，几乎不能移动，根本没有尊严。”她补充。
黄芳终于得以会见家人，也是熬到了判决下来。但这次见面隔着厚厚的玻璃，用电话通话，旁边还有警察监视。作为母亲，却在最关键的时候被带走，不能照顾、不能陪伴，夜里总在想：’他们现在还好吗？’她惦念孩子青春期的变化、学业、生活安全，忧虑萦绕不去。会见时间不过四五分钟，一肚子问题都来不及一一问到，让她更添失落与无力。
赵威在被抓捕前，已准备好三份委托书，交由不同地区的律师，确保哪怕有人出事，也还有律师可来会见。然而被捕后，警方却宣称没有律师来找她，家属也没有为她聘请律师，最终由政府指派律师接手。初次会见中，这位律师仅寒暄几句，并未涉及案情，十分钟后便匆匆结束，此后未明确表达过退出代理，也再未出现。
后来她才得知，监室里还有一名经济犯罪嫌疑人也由同一位律师代理。这位嫌疑人向律师反映监室内生活问题，被律师批评其“不讲理”，并称天津市第一看守所是“文明看守所”。这名嫌疑人会见后极为失望，于是申请解除了这位律师的代理关系。
王宇出狱后才从丈夫口中得知，警方曾出示一份“同意指派律师”的文件，上面甚至有她的签字。但她明明只写过一份“不需要律师”的声明。她想请熟识的律师，却被告知“他们都被抓了”。实际上，有些人根本没被抓，只是她提到的名字，警方一律称“已被抓捕”。最终，她无奈放弃聘请律师。那份“指派律师”的授权书上，警方伪造了她的签名。
还有一次，在她情绪稍稍平复时，办案人员忽然告诉她：“你儿子因为偷越国境罪被缅甸带回来。”语气轻描淡写，但对她来说，比任何威胁都要沉重。那之后，她开始幻听，常听到儿子的声音在耳边呼唤“妈妈”，却什么都做不了。
在七位受访女性中，只有黄芳曾顺利会见律师，并因此获得关键保护。
自她被捕后，家人就为她聘请了律师。律师来访时，她拿到羁押通知书，上面还留有律师电话。回监室途中，一名女管教发现后当即抢夺，一边拉她的头发，一边企图将她拖至监控盲区进行殴打，并一边辱骂她“敢反抗警察”。她本能反抗，拉扯女警头发以自卫，随后她的腹部被踢出一大片淤青。
直到下一次律师会见时，她将此事如实告知律师。律师随即向看守所提出正式控告，并调取监控录像，确认了她的正当防卫行为。尽管看守所未提供书面处理结果，但此后女警及其他在押人员不再对她施加暴力。她的律师每月定期会见，每次均有详细记录，保障了她在押期间的人身安全。
但王丽的情况却是，有了律师，她也还是见不到家人。羁押大约一年半后，庭审前，她才收到女儿的一封信。那封信原本三个月前就寄来了，却迟迟未被转交。她记得信里，女儿安慰她不要担心，上下学有警察叔叔接送，亲戚也很照顾她们，但没有爸爸妈妈，还是很想念他们。那封信令她悲喜交加——既是首次收到家人的消息，也终于确认孩子安好。这封信支撑她继续熬下去。她回信给女儿，告诉她：“妈妈只是暂时在外地工作，很快就会回家。”但她出狱后才知道，那封信从未被送出。
在《监狱法》修订草案进入第二次审议阶段之际，第六十七至第七十条对在押人员的通信、会见与律师接触权利作出补充和修订。
其中，第六十七条规定，服刑人员可以与他人通信，但信件需经安全检查，凡“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或犯罪活动”的内容可被扣留处理。第六十八条则新增规定，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按照规定，可以与亲属、监护人通话、会见；与其他人员通话、会见有利于罪犯改造的，经监狱长批准也可以通话、会见。第六十九条明确，罪犯有权与本人或法定代理人、亲属委托的律师、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会见；第七十条则新增条款，规定如通话或会见过程中“违反规定”，监狱民警可给予警告，必要时中止会见。
民间团体“中国人权捍卫者“指出，表面上看，这些修订条款似在扩大在押人员的基本权利，但仍存缺陷。“危害国家安全”作为通信限制理由，概念模糊、外延过宽，往往成为限制在押人员与外界沟通的“万能口袋”，在无司法审查机制的前提下，极易被监狱方面单方面认定、滥用。
此外，“与他人通话、会见须经监狱长批准”一条也存在争议。该授权机制缺乏明确的适用标准和申诉路径，赋予个体行政人员过大裁量权，等同于人为设置一道不受监督的“权力门槛”。
在律师会见方面，尽管修法草案承认律师接触的合法性，但并未保障其及时性、私密性与独立性。受访案例表明，被羁押人员常因会见迟迟未安排、交流受监控、律师更换频繁等问题，陷入“有律师而无法有效辩护”的困境。
等级秩序
孤立她们的，还不仅仅是监室外部。
入所后，陈敏发现同监室的人都不跟她说话。坐板时，她被安排在班长和副班中间。管教让班长、副班长管理她的一切。
她成长于亲情缺失的家庭，高压审讯也总是激活起儿时被父母打骂的创伤。但她始终没哭。羁押37天后，她被正式逮捕，才终于见到了律师，律师告诉她：“你的朋友在看守所门口等着。”并念了一封朋友写来的鼓励信。信中朋友说：“家里的事我们都帮你安排好，不用担心，我们都很牵挂你，等你回来。”她终于放声大哭——那是羁押期间，唯一一次知道自己不是孤零零一个人。
监室里其他女性也渴望这样的联系。“下监”（判刑之后下监狱）是她们唯一的希望。即便意味着更长的刑期，只要能见到亲人，“那就说明至少往前走了一步。”
唐雪兰说，那种孤立，是“深入骨髓的恐惧”。在监狱，她被老犯人打了一巴掌，对方并非出于恶意，只是被警察授意又不敢违抗。她和监室另一位被羁押的法轮功学员，被称为“那种人”，在同监室中格格不入。“政治犯，日子更不好过。”她说。
她没有说话的权利，不许交换物品。偶尔组长会借她些东西，但那只是职责所在。真正帮助过她的，是那位法轮功学员大姐。但不久后，大姐被释放了。唐雪兰情绪崩溃，大哭不止，被组长骂：“你家死人啦？”她不敢反驳。连落泪的自由都被剥夺——“你流眼泪也要被骂死。”她最终学会了另一种生存方式——“装傻”“装聋”，让自己看起来麻木、不反应，仿佛一切都与己无关。
陈敏回忆起监室里因空调引发的一场“小纷争”。看守所实行“坐板”制度：在押人员除了放风、上厕所和洗澡外，其余时间都要被迫坐在硬板床上。硬板冰冷而坚硬，限制了身体活动，既是维持秩序的手段，也让任何冲动或争执几乎无处可生。北京的初春依然寒冷，坐板时，靠空调近的前排犯人被吹热了，后排的人却依然冷得发抖，冷热不均常常导致争执。关于“要不要开空调”，她们希望由管教来做决定。这牵涉到一个叫“拍板”的按钮装置——它安装在墙上，能呼叫监控室。
按规定，理论上每个人都有权使用“拍板”，但实际上，只有“班长”有资格操作。这个小小按钮，隐喻着监室里无形的权力结构——通往外部权力中心的通道，并非人人可触及。“班长”是权力的执行者，管教通过他传达命令。虽然名义上取消了“班长制度”，但实际上仍有一人处于权力核心。
在这个狭小的监室里，“下地”并非随意之举——每一次离开坐板去上厕所、洗澡或者处理生活事务，都必须先向班长报备。同时“下地”人数人数不能超过三人，班长确认无误后，囚犯们才被允许踏出坐板。上厕所也不能单独进行，必须有人在门口守着。坐板期间上厕所更有等级顺序，资历较老的人优先，其他人才轮流。规矩极为严格，宛如一个小政府。疫情期间，人多时一个房间能塞五十多人。有人说白天都轮不上上厕所，所以憋尿便秘是常态，只能等到晚上，甚至半夜才有机会排便。
吃饭时也曾闹出风波：有人打饭时并非有意靠近门口，也因此受到批评——在监室里，有一条规定，只有班长才有权在门口打饭。班长有时会借此偷偷留些肉菜。后来制度调整，打饭由两个人负责：先把肉菜称好，再按人数公平分配。
作为“新人”，总是最弱势。刚进所，新人负责擦板和清理厕所。监室规矩极细致：饭后擦板，睡前擦板，起床也要擦板，一天要擦十几次。打饭窗口每用一次都得擦干净。洗碗池也要刷。
如果违纪，严重的会全监连坐。一次值班，她背着摄像头偷偷做了个深蹲，值班员立即喊话：“不许乱动！”惩罚是集体起床站墙角——那是午睡时间，所有人都被叫醒了。
天津第一看守所的女性监室里，最多的时候有13人住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挤成一片。赵威说：“你的位置决定你在监室里的地位。”虽然是女性监室，等级却分明。”门口附近的“头板”，类似“班长”，掌控着分配打扫任务、排班、洗澡时间的权力；最靠近厕所的“末板”是最没话语权的，常是新来的“新人”被安排在此。一位涉嫌杀人的女性长期睡“末板”，被大家冷眼相待。
刚进监室时，8人紧盯她行动，坐板时，大家排成3x3坐， 她必须坐在田字格正中间。同时，每天轮流两人“看管”——监视她做了什么，讲了什么，有无自残倾向，饮食、上厕所、用药都受到严密监视，班长还做详细记录。
王春艳被分到30多人的大监室。木板床由两块板拼接，只能侧身躺，不能翻身。要翻身，必须大家喊“1、2、3”一起翻。她说：“你一个人翻身，但别人没翻身，（你）就会被打。”
黄芳被关押在县城老家的看守所。每当警察进出，她和其他人要立刻站好、高喊口号“遵守监规、服从管理”——甚至洗澡时也得做出这个举动。管教来，要双手抱头下蹲。
王丽所在的看守所规定，对体弱病残者可酌情照顾。尽管她被捕后多次精神崩溃，却从未得到特殊关照。值班时，她多次晕倒。“他们让我值班，腿都走不动了，不让我坐板凳，只能坐地上。”她回忆道，“管教不让别人扶我，必须自己站起来。我扶着墙一步步走，他们还让我喊报告——监室里有纪律，走动的时候必须先喊报告。”她没喊，被要求退回重新走一遍。监室还有互监小组制度，一人违规，左右两人也要一起受罚。她说这是“互相制衡”，也是精神压迫的一部分。在她看来，这种惩罚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慢性消耗”。“每天压力太大，你不遵守，就连累别人。”
唐雪兰描述了全景式的监室结构：房顶上是铁丝网，干警在上面走动，以“上帝视角”随时监视她们。警察无暇监管所有人，管理纪律几乎全靠犯人自律，于是大家就会互相监视，相互举报，争取表彰。无论是否有实际好处，举报已成习惯和生存策略。她的每个动作、每条思想都被专人记录，每月汇报。别人通过打她、告发她来“加分”。
入狱后，她被迅速投入日复一日的“劳动”体系。250名囚犯组成流水线，生产税务、银行和警务制服，每天必须赶制1300套，平均到每个人头上，每人每天都要完成近六套成品。
她最初负责熨烫，“手被烫破无数”。每天在烫台前站上11个小时，热气熏得双眼红肿、泪水不止，视力也随之严重下降。再加上频繁的处罚，吃不上荤菜、水果，她的身体迅速消瘦，体重暴降四十多斤。身高1.63米的她最瘦时不到50公斤，牙齿也因营养不良掉了两颗。那段日子，她的身体像被拉扯至极限。“压力之大，令人窒息，”她说，“哪怕衣服后面一个褶没弄好，都说质量不合格，不论数量达标与否，都要罚。”工作做不完就受罚，轻则占岗、罚卫生，重则扣分、限制购买日用品和克扣吃食。
她总结出监狱生存的四字诀：“闭嘴、干活”。劳动改造还有一套工分制度，监狱规定达到一定分数可减刑，如果没有获得减刑资格，工分也可以折算成现金，每一分价值一块多钱。
她被判处三年，当庭表示要上诉。丈夫劝她放弃，并说：“法院的人已经和家里交代，让我劝你不要上诉。上诉唯一的结果可能不是减刑，而是加刑。”家人们也劝说：“你要认命，别那么天真。”最终，她放弃了上诉。对此，律师王宇从专业角度解释：“在被告不服一审判决的情况下，上诉最坏的结果也只是维持原判，不会增加刑罚。’上诉不加刑’是原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条文。”
服刑之后，唐雪兰一心想靠工分给自己减刑。但评分由监狱长一手决定。“干得再好，他给你打低分也没办法。有关系的送礼的分数高，不干活还能去轻松监区。”为了减刑，她努力挣分，甚至不愿会见亲人，因为会见一次要落一单活，活干不完会被罚，所以宁愿不见家人。
但最终也没能减刑。她问过，得到书面答复“政策从严，暂缓减刑”，没人解释，也没人理她。释放当天，警察喊她出狱，她还在赶任务。“最后一秒，我还在干活。”她反复强调。
无声的抗议
重压之下，也有人选择用身体和意志表达抗争。
王丽曾两次选择绝食抗议。那时，她已经被关押了一年半，案件在拘押期间毫无进展。每隔三个月，她都会收到一张新的羁押通知书，三个月一续，如同无尽的牢笼——“既看不到终点，也没有一丝希望。”
面对无助和绝望，她只能用绝食来表达。三天不吃饭后，管教来了，警告她如果再拒绝进食，就要用鼻管强制喂食。在一同被关押的女犯人中，有位年长的大姐经常和她谈心，“你的案子根本不算犯罪，不值得这样。”这位大姐劝她，“你还有孩子，别硬撑。”在这里，一个人受到惩罚，往往意味着整个小组都要连坐，旁人也会因此被剥夺权利或受到处罚。王丽开始犹豫：“如果只有我自己受苦，或许能撑下去，但我不愿连累别人，只能放弃了绝食。”
第二次绝食是在她被关押满两年时，还没有被释放的消息，甚至没有任何解释。她向上级反映情况，得到的回复却含糊且敷衍：“每个人案情不同，我们只负责管理，没有权力参与案件审理，更无权决定释放。你的案子我们也不清楚。”无奈之下，她再次以绝食表达抗议。
直至2022年11月11日，云南楚雄州中级法院一审宣判，她的刑期才被确定下来——2年6个月，王藏获刑4年。
黄芳在看守所内经历了一起行政管理纠纷案的庭审。案件指控她赴京上访行为“扰乱单位秩序”。庭审设在看守所的一间狭小办公室内，没有旁听席，也没有媒体记录。她被戴着手铐脚镣押入一个庭审现场旁边的小房间，同步观看庭审视频，出庭的是行政机关代表、书记员和一名审判人员——全程无律师。
“我根本插不上话。”她回忆，“对方发言时间长，我刚开口就被法官打断。每次想提出质疑，都被制止。”到了质证环节，法官都听不见她说话了，这让她感到愤怒、羞辱和彻底无力。她隐隐感觉这是一场假庭审，是“走过场”的合法化羞辱。
她当机立断，脱下囚服上衣，以半裸的方式抗议庭审瞬间陷入混乱。监所人员迅速制止，庭审被匆忙终止。几天后，她收到通知：法院以“缺席”理由裁定撤诉。她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他们不想留下正式记录，也不想继续这场戏。”她知道那一刻，她失去了一个判决，却赢得了某种主动权，“你可以不让我说话，但你不能剥夺我用身体表达抗议的权利。”
有些人选择反抗，有些人选择服从，也有人发生打架。陈敏自己没有经历过，但室友讲过。打架者会被戴上“束缚带”——一条紧紧束住身体的带子，限制在押人员身体行动，也无法再挑起混乱。严重者还要关“禁闭”。一般坐板会配大垫子，但如果有人违规，管教会惩罚全屋所有人“坐光板”——即直接坐在硬板上，没有垫子，疼得屁股青紫。于是大家会穿好几层裤子缓冲。
“还有几种惩罚方式。”陈敏说，最轻的是束缚，用带子固定手脚，上厕所都需别人帮忙。更严重的是戴脚铐，金属制，沉重且磨皮，必须穿很多袜子才能缓解。戴久了，腿上会磨出伤痕、流血。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头盔——一种恐吓式的惩罚。看守所的人说，如果你不听话，就要戴头盔。那是一顶脏兮兮的防暴头盔，从没人清洗，上面沾满口水、鼻涕和污渍。若继续不配合，就会被单独关押，关在一个空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用这种方式吓唬你，让你乖一点。”
她们的经历共同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中国，一旦女性被羁押，便身处一个封闭、失衡的权力体系中。她们无法会见律师，无法与外界通信，甚至不知道申诉渠道的存在。而一旦试图发声，等待她们的往往是更严厉的打压。
面对这种境况，律师王宇分享了她的观察与亲身经验。在她看来，“自我赋权”是抗争的起点——哪怕身陷囹圄，也必须意识到，施暴从来没有合法性。“他们不能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
王宇曾代理过女性受酷刑、被戴脚镣的案件。通过持续申诉，她曾迫使看守所最终撤下了对当事人的械具。虽然未必能实现真正的追责，但她强调：“他们下一次不敢那么随便了。”但现实中，多数人选择沉默——怕报复、怕无效、怕没人信。这种沉默，正是暴力得以常态化的土壤。
“如果100人中只有8人投诉，那只是微弱的声音；但若80人站出来，哪怕只成功20人，也足以撼动规则。”王宇说，“开口，就是对抗。对方必须应对，成本就会升高。要让施暴者明白——这事，不会轻易过去。”
难言的生理难题
早上六点，床板上的人依次坐直，排队洗漱。一天的节奏从严苛的秩序中拉开序幕：刷牙、擦地、叠被，动作干脆，不能拖延。几分钟后，必须返回原位——床板成为日常生活唯一的“活动空间”。
最难熬的就是“坐板”时间——双腿盘起，腰背挺直，不准说话，也不能乱动。像一场强制打坐，时间绵长到令人麻木，身体发僵，思维停滞。监舍对下板人数有限制——地面上不得超过三人，以防冲突、便于管理。
这就是看守所里最典型的一天，几乎每天都在重复。偶尔，每周能有一次“放风”，成为少有的喘息机会。长时间的坐板，带来的是身体上的隐痛。
便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受访女性大多数连续十几天未能排便，却仍需按规定食量进食。监舍饮食不可选择，吃多少、吃什么都被严格管控。
看守所的饮食不可选择，营养失衡、水果和蔬菜稀缺，使得肠胃功能日渐紊乱。医生每天会例行巡视，但提供的“治疗”手段极为有限——定期外敷开塞露，成了不少人不得不接受的“常规处理方式”。
洗澡机会更为稀缺，甚至带有某种“惩罚性”的意味。在一些监管单位，洗澡被视为“福利”，并非每周必得。受限于人手、设施和制度安排，有人一个月才能洗一次澡，也有人一周一次，仅在监室内用冷水匆匆冲洗。
对女性而言，冬天尤为难熬：水温低至刺骨，长时间冷水洗浴，造成不少人月经紊乱，甚至停经。洗头更是难题，无法彻底清洁头皮导致湿疹频发，严重者头皮溃烂。虽然监所并不强制剪发，但在反复发作的头皮病与卫生困境面前，许多女性不得不“自愿配合”。
赵威回忆，“洗脸、洗屁股，洗脚，我们都称之为洗三节，是每日的清洁流程，但供水量都受严格限制。”真正意义上的“洗澡”，只有每周末能多给一点时间——五分钟。如果是工作日，全身洗完只能用三分钟。洗澡用的热水有限，前面的人稍微多用一点，后面就没水了。一个监室只有一个蹲坑，平时上厕所和洗澡都在这上面，所以排队如厕和洗澡之间时常冲突。
2018年7月，河南维权人士贾灵敏寄出一封信，成为少数公开发声者之一。
2010年6月，因家中遭遇非法暴力拆迁，她开始投身于拆迁现场的维权行动，穿梭于郑州各个拆迁工地，向群众普及相关法规，因此被媒体称为“拆迁普法者”。2014年5月7日，贾灵敏在协助被拆迁人报警时被郑州警方抓捕，次日刑拘，5月29日被正式逮捕，罪名为“寻衅滋事”，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先后关押在郑州、巩义和新乡及女子监狱。
重获自由后，贾灵敏把在看守所的亲身感受写成建议书，寄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安部和司法部。信中，她点出女性在押者最迫切的诉求之一，是能有一处正常使用的热水洗浴设备。
“冬天洗冷水澡，是我记忆最深的事之一。”贾灵敏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她先后被关押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和巩义市看守所，在这两年里，从未真正洗过一次热水澡。尽管郑州第三看守所安装了太阳能热水设备，却“从未启用”；而巩义市的设施更为简陋，连最基本的热水供应系统都没有。为了避免刺骨的冷水，她们只能在天气晴好时提前接水晒太阳，“虽然晒不热，但至少没那么冰。”
这封信意外引发了大量回响。许多曾有类似经历的女性纷纷留言回应，说自己也曾长期用冷水洗澡，身体因此出现各种问题。“有的年轻女孩月经不正常，有的总是胃疼。”
这些声音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现实——在看守所和监狱，热水往往是一种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资源。冷水洗浴意味着泌尿系统和妇科疾病的风险增加，尤其在经期，缺乏热水会让她们承受额外的痛苦与忽视。
然而在制度层面，这一问题却长期处于“模糊地带”。现行的《看守所条例》仅笼统要求“建立清洁卫生制度”，《实施办法》也只是规定“应当设有供沐浴的设施设备”，对热水的保障程度、使用频次均无明确标准。2017年，公安部曾就《看守所法》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但草案依旧未就洗浴、卫生、饮食、住宿等生活条件作出具体规范。
比洗澡更紧张的，是日用品的匮乏。卫生纸和卫生巾被限量分配。有的监室把卫生纸的使用限制到极致——小便用两格，大便用三格，生理期最多用五格。陈敏每天只分到两张卫生纸，通常小便时不使用，省下来的用来大便时。大家也会相互帮助，比如今天我不需要，就把多余的给你用。
卫生巾的使用也格外节省。陈敏回忆，比她更早来到监室的人告诉她：“你赶上了好时候，隔离已经取消了，还能买到卫生巾。”而在她来之前，卫生巾几乎是难以得到的物品。没有卫生巾时，她们只能用毛巾——反复擦拭、清洗，甚至还要传给下一个人使用。
疫情期间，卫生巾更难采购。即使能够买到，每次来月经通常也只配两片，一片日用，一片夜用，而一个月经周期通常要四到五天。为了延长卫生巾的使用寿命，陈敏会在卫生巾上多垫几层卫生纸，使用后丢弃纸张。夜用卫生巾只有290毫米长，还必须在屁股下垫上塑料布，但有时还是难免弄脏被子。
赵威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六个月期间，月经只来过一次。直到被送到看守所后，随着处境相对改善，她的月经才开始慢慢恢复。据她了解，同监室被关押女性都有类似的停经经历。而月经到来的时候，物资的匮乏反而更加困扰。
她所在的监室，也没有旧毛巾，只能依靠卫生纸。她学会了如何将卫生纸卷成小卷，再绑成大卷，一层层垫在内裤里。这被称为“卷巾术”，是在押人员必须掌握的生存技巧。更困难的是，卫生纸本身也有限制：小便只能用两格，大便只能用几个格子，完全无法满足女性在生理期的额外需求。
物资紧缺的现实促使大家展开自我调节和互助。开塞露成为稀缺的“救命稻草”，她们会互相借用。即便如此，所有用品的领用和使用都要计账，班长手中有一本账本，详细记录每个人使用了多少卫生纸、多少卫生巾和润肤品。物品作为公用财产被借用后，女犯人需在获得采购权时归还。
物资的极度紧缺，使得女性难以获得必要的清洁和护理，也直接导致许多生理问题频繁出现，生理困境成了她们共同面对的难题。
王丽的月经始终不规律，经常突发大出血，衣服裤子被血浸透，湿得一塌糊涂。血漏在裤子上、被子上的情况在她的监室常见，两片卫生巾，远远无法满足任何女性的需求。
陈敏发现，监舍里几乎没人主动提及妇科检查。并非没人有问题，而是羞于启齿。这种羞耻比外界更沉默，她们不交流月经，也不谈妇科问题。
更让她们难以忍受的，是身体隐私的彻底丧失。
受访者普遍反映，日常管理她们的是女性管教，负责维护秩序和监舍事务；但监控室却多由男性工作人员值守。她们经常能从摄像头里听见“呲啦呲啦”的电子声，夹杂着男警的谈话，令人难以忽视这些男性正注视着监控画面。而这些画面，往往涵盖了她们日常生活中最私密的片段——洗漱、如厕，甚至脱衣接受检查，全都暴露在镜头之下。
这种隐私的剥夺，从入所那一刻就开始了。刚被带进看守所时，她们被要求脱光衣服接受检查。进入监管生活后，面前是一整面巨大的监视墙，实时显示着监室内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从如厕到洗澡，无一遗漏。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与控制，让许多女性在押人员产生了强烈的羞辱感。
在看守所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唐雪兰意识到，羞耻感不会自动消失，它只会慢慢麻木。
她记得最开始在公安局，厕所是透明的玻璃房，四面都是摄像头。她戴着手铐进去，站在里面，不知道该先脱裤子，还是先背过身去。几次试图用身体遮挡，都失败了。镜头太多，没有死角。那种“透明”的感觉，让她直到今天也难以忘记。
到了看守所，情况并没有好转。每个角落都装有摄像头，墙上是一整面监控屏，显示着所有监室的画面：如厕、洗澡、走动、吃饭，全都被放大成一格格实时画面。冬天一个月才洗一次澡，每次不到五分钟。洗澡间没有帘子，也没有任何遮挡。除了摄像头，巡逻干警有时会从监室外的高处俯视进来。“我们没办法，看也得洗。”她说，“身上都脏得黏着了。”
王丽被关押的监室只有七八平方米，却要容纳十六到十八个人。“监室里没有卫生间，只有一个放在角落的桶。你上厕所的时候，大家都围在边上看着，一点隐私都没有。”她说。每周一次的“大检查”更令人难堪：“男男女女的警察一起进来，我们就得脱光衣服。他们把衣服、鞋子都翻一遍。”
女子看守所的建设本就源自男性标准，无论是厕所蹲位数量、盥洗设施，还是空间布局，都未真正考虑女性在押者的生理差异和基本需求。
在一篇针对看守所女性在押人员的权利保障研究的论文中，研究者张彤指出，更大的难题来自警力本身。在编制紧张的大背景下，公安系统更倾向将有限资源分配给治安、刑侦等“核心业务”部门，而女性民警的招录本就偏少。女子看守所的工作枯燥繁重、责任大又晋升慢，使得不少优秀女警选择调岗离开。一些地方因早年编制超标，被迫’只出不进’或’出多进少’，新警员难以补充，现有的女警也承担着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压力。这就造成了一个系统性的漏洞：本应由女警完成的岗位，被男性代替。”
更深层的问题，则涉及隐私权在监管体系中的位置——它从来不是优先项。张彤指出，为了防止自残、逃跑等意外，看守所内几乎布满了摄像头，就连厕所和洗澡的空间也无一例外。“在技术与安全之间，在制度与尊严之间，女性在押人员的隐私最终让位于’监管效率’。”1
因此，在技术与监管之间，在安全与尊严之间，这些女性在押者的身体被日复一日地暴露与观看，而她们的隐私边界，也在镜头与制度的缝隙中，一点点地模糊了。有时候，她们仍会下意识地转身或躲避镜头。只是没人知道，这样的反应，还要坚持多久。
病痛困境
在监所里，除了精神上的压迫和限制，身体的痛苦同样难以言说。许多被关押者因为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医疗，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带来了沉重的折磨。
入狱前，唐雪兰就患有轻微的腰椎间盘突出。在监室里，她每天都被要求坐在塑料凳子上，雷打不动坐十几个小时。每隔两小时，不允许有任何动作，哪怕脸上落了蚊子，也不能拍打。监控无时无刻不在放大和记录她的每一个动作，然后转化为惩罚。不到一个月，她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膝盖开始疼痛，腰部无法挺直，上厕所时甚至站不起来。她向看守警察反映病情，期待能得到治疗，却被冷漠地回应：“这也叫病？这里只有心脏病、高血压才算病，别的都不算。”即使如此，她依然得坚持“坐监”。
她并不是个例。在同一个监室里，一名法轮功学员在厕所蹲池时，阴道里掉出一个大肉包，她被吓一跳。后来，她才知道是子宫脱垂，但在监所里，“这也不叫病”。
因为连续便秘十多天，体内毒素无法排出，她还患上严重的带状疱疹，一开始只是肚子上长了一圈，后来越来越严重，长得让其他犯人都不敢靠近。她多次请示管教，又拖了两三天，病情越来越严重。直到星期天休息时，她拉起衣服给管教看，管教才嘲笑着说：“好，让你去看看病吧。”
她在监狱里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去卫生所挂吊瓶的那几小时。她说：“那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个病人，心里不那么恐惧，没有人盯着我。”但输完液体后，她马上又被叫回劳动监区继续干活。
王丽说，自己右腿膝盖以下至今经常疼痛，只要一受凉，疼痛加剧、原因是羁押期间曾被长期罚睡在冰冷的地板上。她还被罚“值班”，既不能坐也不能站，只能不停地绕圈走，疼得走不动。她曾因便秘长达十六天导致大出血，衣服裤子被血浸透，整个人像被一点点掏空。虽然监室的小组报告了情况，驻所医生却八小时后才来，只轻描淡写地说：“没事，死不了。”
她在看守所期间月经一直不规律，羁押半年后身体开始浮肿，先是腿，再是脸，最后是全身。她被诊断为贫血，多次晕倒，却仍被强制参加集体活动。“在里面，这种病不算什么，只有‘差最后一口气’的人才可能被送去治疗。”
长期的精神压力让她睡眠极差，常一夜醒来多次，严重时只能睡一小时。她曾被送往精神病院两三次。去医院途中手脚被铐，铐子磨破皮肤，血流不止。回到监所后，每天至少被强行服用两种药片，其中包括精神类药物，却没人告知药名、药效和副作用。
王春艳提起自己在看守所甲亢复发，病情出现时，连最基本治疗都得不到。直到身体出现明显异常，身上皮肤出现一块块青紫。检查显示血小板，指数低于40，已接近生命危险的临界点，轻微撞击都可能引发内出血。她被紧急送医院，吃了一种黄色药片，但药物引发呕吐，她怀疑副作用，拒绝继续服用。她坚持只会吃自己原先在医院开的药，管教却强逼她吃不说明成分的药。
陈敏的监室每天都有医生巡诊，医生到来前会广播通知。医生巡查时，由“班长”汇报需服药者。多数只是简单面诊，部分固定病症如妇科炎症直接发药，却无法做进一步检查。有人反映腹部疑似肿瘤，大夫仅说是小炎症。只有严重到“爬不起来”的人才可能获得外出就医。
被捕前，她曾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她主动申请服药，管教安排视频会诊，远程医生开药。但她发现药物副作用大，服药后整日昏沉无力，像被按住呼吸。坐板时，她只能靠墙打盹。同监室另一位服药者甚至“站着睡觉”。她认为，看守所发的药更像镇静剂，远比外面医院开的药效强烈，于是她开始藏药。
根据规定，平谷看守所吃药后只需张手让管教检查。她趁机将药藏在舌下，检查得并不严。调往朝阳看守所后，规定严格许多，服药后必须张嘴接受检查。一次，同监室一位99年出生的诈骗犯藏药被抓，遭用束缚带捆绑，再强行喂药。
现实是，这些女性的医疗困境，往往被淹没在冰冷的法律条文和过时的管理标准背后。
根据2003年长安大学针对女子监狱老病残罪犯监狱管理的论文，在看守所的普通监区，无论年纪偏大、行动缓慢，或身体残疾、长期患病的，仍被当作普通罪犯管理。因为在中国，关于“女性老病残罪犯”的认定标准至今没有统一，各地执行差异很大。法律的滞后让一些本应得到特别照顾的人，仍必须跟着普通监区的生活节奏——早起、点名、劳动——而她们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也常被其他犯人疏远或排斥。2
此外，更棘手的是缺乏专业照料的人力。在对监狱罪犯医疗保障问题的研究中，论文作者胡珊珊通过调研发现，负责管理的民警大多只接受过基础治安培训，对疾病护理、心理疏导缺乏经验。面对老病残女性，他们常感力不从心，压力也随之增加。医疗服务的短缺让问题更加紧迫。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女性临床医生严重不足，导致一些需要紧急治疗的罪犯，无法得到及时医治。随着老病残女性的比例逐年上升，监狱医院陈旧的设备和落后的技术，显得越来越无法应对重症患者。3
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在押人员的健康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因管理和医疗体制的双重缺失，成了无法跨越的困境。
女性互助与自助
赵威所在的天津第一看守所，是用于羁押涉嫌重罪人员的集中管理区域。她入监室时监室人数是9人，后来增至13人。大部分涉嫌可能被判处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重罪，包括抢劫罪、故意杀人罪、贩卖毒品罪、贪污罪、集资诈骗罪和诈骗罪等。这些案件通常涉及巨额财产或伴随严重暴力行为。
刚进去的第一天，就有人问她“为什么被抓”。虽然管教禁止透露案情，但她还是说了。“已经在看守所了，还能怎么样呢？”她回忆时说。当她吐出“颠覆国家政权罪”几个字时，监室的气氛短暂沉寂。对方没有表现出排斥，而是吃惊。尽管没人真正了解这项罪名的具体内容，但她们都知道——那是“政治犯”。
她观察到，监室里的人大多对政府充满怨气，但那种情绪和她的立场不同——她们不是为了公共价值或意识形态，而是出于生活的不幸和命运的不公。“从小生活环境很差，没有足够的教育，家庭很悲惨，她们认为是社会不公让她们走上犯罪的路。她们恨政府，是因为自己从未真正拥有过正常的生活。”
刚开始，她对这些杀人、抢劫的案由心存戒备。她担心自己因特殊背景、不同出身而格格不入，甚至受到攻击。但时间一天天过去，那些顾虑逐渐被打消。半年里，她们一起吃饭、洗澡、值夜班，在资源极度匮乏的环境中互相照顾。
有时监室很久没有零食供应，有人会悄悄拿出存货偷偷分给别人——这是不被允许的，因“拉帮结派”之嫌，分享食物也属违规。有人身体不好，夜里值班困难，也会有人主动提出替她一晚。偶尔会有矛盾，也有摩擦，但整体上，克制与体谅多于敌意。
其中一个杀过人的女嫌疑人，坦率承认自己是为了抢钱杀了人——但最终几乎什么都没抢到。作案时她还在哺乳期，孩子刚出生不久。她和丈夫一起动手，两人双双被捕，孩子成了孤儿。她对赵威格外照顾，“她知道我是政治犯，也知道我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私利才坐牢，所以没有敌意，反而处处帮我，”赵威说，“人跟人相处久了，也就了解了。”
“我觉得女性真的大多数是被男性连累的。”她说，除了那些高智商、经济型犯罪者，大部分的女囚都不是独立做出犯罪选择的。她细数着：抢劫、杀人、贩毒这些重刑犯，她们大多有一个共同点——身边那个亲密的人是共犯，甚至是引路人。有的丈夫本就是毒贩，妻子参与了；有的情侣合谋抢劫杀人，两人都被抓。更多的是一种“共同卷入”，但这种共同，常常源于女性对关系的依附。
一位年轻的女囚，二十出头的年纪，学历不高、没技能，成长过程中家庭破碎、经济拮据、缺乏管教。后来接触到从事贩毒生意的男友。男友把毒资都存到她的账户下，给了她一种“我爱你，家里你管钱“的爱意表现。
“她们没有受过系统的性别教育，也从未被教导该如何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在赵威看来，这些年轻女性所面临的现实是残酷的。她曾长期从事社会与法律工作，也接触过不少边缘女性，但身处其中，与她们一起生活半年，令她对犯罪、女性与命运的关系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陈敏刚进来时，也没人敢和她说话。直到班长不再那样严厉，她甚至可以在“坐板”时间分享一些心得，虽不能涉及案情，但可以讲讲生活感悟。慢慢的，她被拉入“升级牌局”。打升级，是看守所里为数不多的娱乐。
日子虽沉闷，但这些女性总能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她们把馒头撒上黑糖和芝麻酱，变成了“提拉米苏”；将馒头用水稀释成面团，包成饺子；方便面蔬菜包里的胡萝卜片，居然能“吃起来像红薯干”。馒头掰成小块，撒上方便面调料粉，成了“薯片”。甚至有人用方便面塑料包装搓出硬圈，玩起了套圈游戏；旧袜子也能变成发圈，扎起了头发。
陈敏认为，这些创造性行为正是她们抵抗单调监室生活的一种方式。在这里，她们不仅互相帮助，还在心理上给予彼此支持。她们常常讨论自己的案件，互相安慰，帮助刚进来的新人如何与警察沟通，如何减少被审问的时间，如何处理接下来的案件，甚至如何联系律师。她们还会互相背对方的电话号码，并约定在有人的获释日期临近时，互换联系方式，承诺出去后保持联系。日子久了，同室之间，慢慢生出一种“共同体”的情感。
在羁押的第37天，她也开始调整心态：“行政拘留最多四年，又怎么样？反正已经在这里了。”唯一让她心生忧虑的是审讯，担心自己被逼供，甚至无意间牵连朋友，害怕她们也像自己一样被关押。她学会了自我安慰，努力避开“无法改变现状”的情绪。不再工作，吃喝有人照料，她将这段日子自我安慰为一场“扶贫计划”。拘押前，她曾因社会现实的创伤而渴望逃避，在监禁中，她无需再为手机上的信息焦虑，也不再为工作的事牵挂，她接受这一短暂的“消失”。
出来那天，和朋友一起喝酒，和被抓那晚一样。她说，感觉就像昨天还和大家在酒吧里，今天又回到了这里，这四个月的羁押时光仿佛从未存在，像一段空白，什么都没变。
然而，改变却深藏其中。她感到勇气和冲动已经消失。“以前一个人，不在乎什么，想做就做；现在，考虑的更多了，甚至会顾及周围的人。”她刻意避开社会新闻。因为一旦关注，就忍不住发声，而每次发声，都会被盯上。“所以我干脆不看新闻，退掉所有群聊，对朋友也避而不谈。”
“你是中国人啊，你要爱这个国家。你怎么可以讲反动的话？”同监室的人质问黄芳。
她回怼；“我只是批评政府，政府又不是拿来爱的，是拿来监督的。”对方愣住了。”有人说她“讲负能量”，“老是讲国家坏话”，她则回应：“我不是为了反对，是为了活得有尊严。”
她在监室唯一能自我调节的方式，是读书。《动物庄园》、《1984》、《炎黄春秋》，还有奥斯维茨集中营的回忆录，一本接一本地看。看完十本就换，喜欢的书就反复读。
《动物庄园》帮助她理清了自己的处境：她为何被羁押，为何被迫沉默。“警察大概以为那是本讲动物的童话，没认真审查。”她轻声一笑。
她的学历止于初一，母亲那一代则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受害者。“我们一代又一代还在承受代价——土地被侵占，受政府压制。”她说，是这些书让她确认：“我不是疯了，这就是极权社会。”
最令她震撼的，是书中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的故事——一名女性从尸堆中爬出，最终活到百岁。她反复提到书里那个细节：“几千公斤的头发，都是死人的头发……但她活下来了。”那种穿透历史的坚韧，成为她在狱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撑。“她能活下来，我就没有理由不坚持。”
在她看来，女性维权者承担的代价往往更重。“男人参与公共事务，很少被指责不顾家庭；但女性一站出来，首先被质疑的就是是不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她说，监狱里的女性尤其艰难。但她并不认为这两者应当对立。“女性也可以照顾家庭，也能关心政治。我们往往更执着，也更追求美好。”
（*因受访者安全考虑，陈敏、黄芳、唐雪兰均为化名）
张彤. 看守所女性在押人员的权利保障研究——以 C 市看守所为例[D].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行政学院, 2023.
周祎妮. 省女子监狱老病残罪犯监狱管理研究[D]. 长安大学, 2023.
胡珊珊. 监狱罪犯医疗保障问题研究——以 G 女子监狱为例[D]. 华南农业大学, 2023.
搞不懂为什么有些女性还要在这样的乐色国家生娃，打着“生育自由权”的漂亮旗号，拿自己孩子的性命，给共匪续命。
比妓女大学生 不晓得强那去了 这些至少还是罪犯 那些妓女大学生 都是好好的学生 上了大学 被送去被黑人印度人轮奸 比这不晓得惨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