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台湾出版社总编辑
一位兼有两岸身份的出版人的失踪与被捕，在零散的声援和万马齐喑的静默中，成为繁简中文世界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命运写照。
撰文 林亚明
编辑 于长夜
平台编辑 覃山
2024年3月，台湾作家、媒体人阿泼得知，有一个和出版相关的活动要谈台湾出版品牌“八旗文化”的总编辑富察，连记者都已经联系好了。但没多久，她又收到消息，活动取消了，理由据说是考虑到家属此前一直希望保持低调的意愿。
那是富察失联一周年之际。2023年3月，富察延贺回上海时失联。一个月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据了解，李延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在接受国际安全机关的调查。”
李延贺是富察的原名，这位在东北出生长大，在上海求学和工作多年的出版人和台湾妻子结了婚，于2009迁居到台湾，随后受到台湾本土出版集团“读书共和国”的邀请，开始内部创业，成立了八旗文化。因以非主流史观谈中国历史的书籍而出名的八旗文化，是组成台湾出版界多元样貌的重要单元。
2023年，富察失联的消息起初在小圈子里流传了一个月，有人期待这是一场误会，直到居住台湾的大陆流亡作家贝岭发文，将这件事放到了公众面前。“我是很感谢他‘大嘴巴’的”，阿泼在台湾研究白色恐怖时期历史，访谈过同在中国被捕的李明哲，她坚持，“历史告诉我们，这样（沉默）是不对的”。
此后的一年多里，关于如何声援，一直有两派声音存在。有一些友人选择尊重家属的意愿，保持沉默；另一些人认为，固然要理解家属的态度，“因为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没有人替家属去承担”，但与此同时，“富察被捕这件事里面，有关于公共利益的部分，要……反复拿出来说。”
如何谈论富察？如何声援富察？大家还能为富察做什么？这样的问题，一直在富察的同事和友人间存在。富察失联的这一年多里，台湾文化界和出版界曾经发起过联署、举办过声援富察的系列讲座，一些亲近富察的友人组成了“富察回台湾”声援小组，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发声。但时间被拖得越长，在现实世界里能激起回响的机会越小。今年6月，当“Women我们”再度询问进展时，声援小组成员、富察的友人和前同事王家轩回复我们：“坦白来讲，没有任何进展”。
那个原先定好要谈富察的活动最终没有做。一周年的时候，“富察回台湾”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个树洞，希望那些“害羞、不想公开讲话又想表达对富察的关怀的人，可以在这里讲点悄悄话……让富察重见天日的那天知道，朋友们没有忘记他，没有停止过对他的关心”，也呼吁大家自由表达，“让中国政府知道，这样粗暴地对待一位平凡善良的出版人，台湾社会是不可能接受的。”
本文记录了富察的故事。这些讲述来自富察的同事、友人，有些也来自富察的公开写作。富察在台湾十四年，一直在两岸来来往往，也许他忽视了自己已经离开的这片大陆上悄然发生的巨变，也忽视了伴随而来的危险。
无法忽视的缺席
富察被捕一年多后，影响开始体现在八旗面世的书籍数量上。根据八旗网站的公开书目，截止今年9月，八旗一共出版了8本书，去年，这个数字是24本。而在此之前连续三年，八旗每年面世的书籍都超过40本，赶上热闹月份，一个月就有八九本书面世。 八旗作者、日本产经新闻社前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对富察的印象是：“他永远在满世界挨个问，要不要出书？要不要出书？”富察的前同事、八旗前编辑王家轩说，一年出四十几本书，富察每本都会自己经手看。回看富察的Facebook，几乎每一周，他都在大力吆喝新书的发布会，他对如何提炼书的关键点非常敏感，做发行出身的他，也对卖书有很大兴趣。
从2020年开始，富察还在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开设了一档名为《这样看中国-富察时间》的广播节目，节目内容是富察最为擅长的，从历史、社会、古籍的角度来谈论中国古今。也因此，他的消失，很容易察觉。
去年12月，八旗主编邱建智在接受《联合报》“转角国际”采访时提到，“因富察在出版社内同时担负历史线编辑的角色，他的缺席（不仅是总编辑消失，还）等于少了一名工作能力强大的编辑，多本原定计划出版的历史书只得暂缓。”
时间倒回到十四年前，阿泼第一次见到富察是在2009年，某本书的发表会上，他对那个“东北腔、大嗓门”的人印象深刻，“他意见很多，一直站起来表达说‘不是这样啊’、‘事实上怎么样啊’”。
那是富察从上海搬到台湾的第一年，也是富察开始创立八旗文化的第一年，阿泼猜想，初来台湾的富察认识的作者不多，“富察很想知道台湾人怎么了解中国，很多新书发表会他都会去”。
阿泼的印象里，那一年，北京奥运会的余温还在，胡温时代的中国形象还是经济发展的强盛大国。最重要的是，台湾人还对中国有好奇心。阿泼当时在《中国时报》旗下的《旺报》工作，报道两岸艺文。在官方介绍里，这是台湾“第一份以两岸四地为主要报道对象，旨在增加海峡两岸了解的报纸”。
她对中国来的富察感兴趣，富察初来乍到，也在积极地发展台湾作者，问她“有没有计划出书”，于是两人熟悉起来。阿泼记得，富察那时还用自己的汉名李延贺。
“从浊水溪的角度来看大江大海”
2005年，富察第一次去台湾时，参观了位于忠孝东路的上海书店。那时的台湾，台大和师大附近，有许多销售简体书的著名书店，例如问津堂、秋水堂和若水堂。台湾的诚品书店、博客来和page one也设立了简体馆。富察把这称做“自2003年台湾政府开放简体书来台政策之后的简体书销售盛世”。
富察初到台湾定居的2009年，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2011年，民国百年，富察买了蓝红两色的民国百年围巾自拍，向他的上海朋友们兼“民国粉”炫耀，也买了几本《大江大海》送给朋友。但当他和台湾朋友谈起这本书时，那位朋友说：“富察，你要知道，大江大海其实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台湾只有浊水溪。”1
富察此前所有的经验都是面向中国思考和设定的，“如果以台湾为核心来思考近代史、东亚史、世界史，结果会怎么样？“十年过去之后，他仍然会在接受采访时提起初到台湾时面临的文化冲击。2020年他接受专栏作家丘美珍的专访，提及自己会在后来的编辑事业上更在乎“在地性”，“我编辑每一本书时，都隐含一个提问，‘我应该如何重新理解大江大海，如果从浊水溪的角度来看大江大海，又是如何？’”2 富察说，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出版是在地的”，“要去了解台湾的议题是什么”。
在阿泼的记忆里，富察刚来台湾时，特别热衷于感受台湾本土文化的风俗，会自己开车去很多地方走。阿泼强调，他不是知识分子式地从书本里得到什么，而是会直接去感受。他追妈祖、体验盐水蜂炮、计划去屏东看烧王船3，被台湾的《天下》杂志报道，他在采访中讲到，追妈祖的时候，从中午走到晚上八点，累得不得了，但“黄昏那一刻，神轿的灯亮了，进香的宗教歌曲也分外奇妙。虽然我听不懂台语，但有种陌生之美，感受非常强烈，让我震撼住了”。
这种震撼也让他想到过往的遗憾，“北方的民间生活完全被政治、被革命、被经济大潮所改写，人变得愈来愈单一……中国庙宇的神，主要来自官方钦定，民间社会的力量很小，特别是长江以北，许多大庙为了经济或观光理由而存在。所谓‘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让我很反感，这种官式文化与民间活力脱节。反观台湾，民间力量大得不得了，政府的力量相对小得多。”4
有一年，八旗的作者许知远来台湾，富察开车带着许知远和阿泼去拜访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车往台湾东北的宜兰开，富察一路介绍台湾的风土人情，阿泼感觉到富察下了很多功夫，她想，“如果有个中国朋友来，我都讲不出来这么多东西”。
“我觉得他想在台湾尝试一些开创性的路线，尽管他不知道台湾的出版市场和出版路线会怎么样，他有把台湾当成一个新的可以发展他的出版理想的地方”，阿泼说。
2010年，富察接受出版集团“读书共和国“的邀请，在集团办一家出版社。负责人很有诚意，集团负责出资，富察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他甚至连名字也替我想好了，因为我是满人，那就叫八旗文化”。
2012年到2013年期间，中国仍然是八旗出版的主要书写对象。初到台湾的富察发现，“台湾对中国的论述很两极，不是亲中就是亲台”5 ，他想呈现一个“比较立体的、复杂的中国”，于是选择了《纽约客》驻华记者何伟。
这也是富察带领八旗做的“第一件开创性的事情”——将非虚构文学的概念译介进台湾。何伟彼时在中国已经是有名气的非虚构作家，三部曲相继出版，《寻路中国》出版的2011年，几乎横扫了中国国内许多书媒的年度好书奖。但在台湾，非虚构的概念还未流行，只有开放报禁之后开始兴盛的“报道文学”。
在许多人的记忆里，都有富察对何伟狂热的片段。阿泼记得，富察一直给自己“丢”何伟的书，希望她学习；春山出版总编辑庄瑞琳在一篇回忆富察的文章《大卫们的故事》里写道：“他经常提起他对非虚构写作的心得，他如何做笔记破解写《寻路中国》与《奇石》的何伟，以及写《列宁的坟墓》与《桥：欧巴马的生命与崛起》的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的书写后台。他有次很兴奋地说，他找出他们两个的模式，但觉得何伟还是技高一筹，雷姆尼克仍有弱点。”
非虚构之后，八旗的出版方向渐渐转变到历史上。那是富察擅长和喜欢的领域，他的前同事王家轩说，富察最感兴趣的是从边疆民族的角度来聊中国历史。
这也和他的家族历史、身份认同等问题息息相关。许多朋友回忆，十几年前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富察还没有表现出特别明显的满人身份认同感，但最近几年，他开始以身为满人自豪，还在台湾学习了满文。
“这当中其实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八旗出版了很多跟中国史和世界史有关的书，但并不是遵循传统中华史观，而是倾向用“新清史”、“内亚史”来分类。以新清史为例，不采用汉人的文献，而是采用满人的文献。王家轩解释，“如果八旗的出版物有挑战中华叙事，也就是到这个程度”。
八旗在历史书的出版高光时刻，可谓是2019年出版了21册的丛书《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王家轩在个人Facebook上提到，台湾人上一次出版超过20本以上的大部头世界史套书是1975年威尔杜兰的38册《世界文明史》，以及1976年燕京出版的冯作民的21册《西洋全史》，都超过了四十年。
《兴亡的世界史》提供了从亚洲和海洋看世界史的视角。富察在丘美珍的专访中提到，在编辑这套书的每一本书时都会问自己：“这段历史跟台湾的关系是什么？”“台湾人如何看待这段历史？”这套书也得到了很好的市场反应，富察说：“原以为会收到很多来自图书馆的订单，但后来发现，一般读者收藏这套书的比例远超期待。”
“一个会把作者当品牌思考的编辑”
一直做记者的阿泼在2009年时已经积累了一些想写的东西，她不想找一个“台湾本位”的出版社，于是愿意和富察合作，“我没有那么‘台湾’，富察也没有那么‘中国’，我希望（出版社）可以理解庞大的主流族群旁边的事物”。
真正合作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和富察的合作并没有那么顺利，从书名到内容，他们在非常多的步骤上发生争吵。她在八旗出版的《忧郁的边界》，写作内容是以人类学的视角从东亚各国回望台湾，阿泼记得，富察最初给这本书副标题拟的名字是《沿着帝国的边疆而行》，她认为那仍然在强调大国视角。
后来，合作其他书，两人再次因为副标题是否要冠上“人类学家”的名头问题而争吵。富察在社交媒体上推荐这本书的时候，没有回避争执，首先就讲到作者不同意书的副标题，自己是个“武断的编辑”，随后在为自己的“武断”做辩解的过程中，顺势推销了这本书。
阿泼对富察的感受非常复杂，她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富察这样的编辑，“介入得非常深，会把作者当成一个品牌思考，会考虑到我的写作生涯，她期待读者提到台湾非虚构就会想起这个作者，于是给我丢很多书读”。她们联系频繁，讨论书，讨论写作，记者出身的阿泼习惯把“我”藏在文章后面，但富察反复跟她强调，要把“我”拿出来。
富察对作为作者的她有许多期待，富察会主动提，要先付一部分版税给她，或者签好约，直接给她一笔钱让她去做田野调查，只是因为，阿泼当时为了赚田野经费，去申请了一份其他的工作，“他会说，你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赚钱上”。
富察和八旗并非多么阔气，有一年，八旗要销毁回收库存书的时候，富察去拍下了这个过程给公众看，展示他们的经营压力。“出版是很困难的事业，他其实没有办法用很丰厚的收入支持写作者，可是他又很担心你没有好好在写东西”，阿泼说。
从2010年开始，独立导演、作家张赞波去湖南溆怀高速公路卧底拍摄了三年，他和路桥公司职工、修路民工、包工头、基层官员等人深入接触，记录下一条高速公路修建的背后，普通人的命运如何被影响。2013年，他把拍摄手记写成了书稿。在香港某个电影活动上，他见到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台湾编辑，他把书稿给了对方，对方又将书稿带回了台湾，之后，他认识了这位出版社的主编，富察。
八旗决定出版他的书，他和富察由此开始了邮件往来。几十封邮件，主要是改稿，富察提意见，叫他增添细节，强化场景，帮他梳理结构，事无巨细地跟他说出版作业的时间线，关于什时候定稿，什么时候再找一个台湾编辑从台湾读者的角度来读一遍。
期间，他们也聊到很多旅游和工作的往事。他在给张赞波的邮件里写：“那时我读了太久的书，毕业后想换口味体验下，就去做了图书发行，试着和客户喝酒，一杯酒一万码洋……我在图书批发的行业做了两年，就转行做杂志，开始也是管销售”。富察还讲到，自己当时负责“云贵川两湖”五个省份，自称“西南王”。
富察从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毕业之后，去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去台湾前，职位是该出版社管经营的副社长。他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校友说，华东师大人文社科研究生进入上海出版行业的人很多，但都是做编辑，像富察这样主动选择去做发行与销售的，是“独一份”。
2014年，张赞波的《大路：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以下简称《大路》）由八旗出版，一举拿下了2014年《中国时报》开卷年度好书奖和2015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张赞波去台湾领奖，第一次见到了富察，对富察的第一印象是“很热情、很真诚，身上有一种赤子之心”，富察带着张赞波去参加活动，见台湾文化和出版界的人士，带他去台湾基隆海边吃海鲜。
2015年，《大路》的简体版《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赞波说，许多人以为，是因为《大路》在台湾拿了奖，才出的简体版。但事实上，在遇到八旗之前，张赞波就将书稿给了广西师大出版社，由于漫长的审查，简体版的面世整整晚了一年。
2020年，疫情来临，张赞波无处可去，“被迫”开始写作，他的写作主题是内蒙草原上的旅游经济和网红，和第一本书一样，他在内蒙生活拍摄了很久。2023年3月13日，张赞波和富察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他们聊起新书的出版计划。富察此前看了他的书稿，给他发来长信，赞他：“你的写作比第一本更震撼我，故事和分析的力度都更加精彩和有吸引力”。
那时的张赞波，在大陆已经是“禁书作家”，他离开北京，离群索居，将近四年没有机会参加任何公共活动，富察的称赞（或许也有对新书即将出版的期待）让他觉得“自己在草原上潜伏拍摄一年多、闭门写作两年多是值得的，一直以来的坚持和孤独也是正确的”。
4月，张赞波给富察发去了修改好的新书稿和简介，富察好几天也没有回，他当时预感到不祥，“富察这个人做事非常认真的，对朋友也非常真诚，不存在你给他写个邮件，他过一周还不回你”。
正当他犹豫是否要发邮件询问富察的同事，他看见富察失联的消息。
编辑部的开放性：“发挥了自由民主社会的姿态”
2016年，张赞波再去台湾的时候，在一辆车上，富察突然跟他说，自己现在立场偏右。他记得，自己当时有一些吃惊，没有想好怎么回应，“我就是标准的左翼嘛，他突然这么坦诚地跟你聊立场”。
之后的几年里，富察在台湾出了一套日本右翼的书，也多次公开讲自己是“川粉”。张赞波说，自己是一个很在乎志同道合的人，“很多右翼和川粉，我都不想打交道，甚至一辈子都不想再见那些人，可是富察是个例外，无论他的立场跟我差距再大，无论他如何支持川普，我都觉得这个人不讨厌，因为他太真诚，不装，包容，这也是他最大的特点。”
张赞波认为，这种性格是帮助他做出版事业的，“出版社只是一个平台，各个观点和立场的书都可以出”。
王家轩是八旗创立之后的第二个员工，但他先前只在八旗待了一年半就离开了，2016年之后，他再度回到八旗和富察一起工作。王家轩提到，他和富察在工作上有许多理念不合，但这也是让他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富察根本不在乎你跟他理念和不和，他既不会因为你而改变，但也不会因为你挑战他而不高兴，他反而很喜欢有不同看法的人。”
“他比大部分人都发挥了自由民主社会的姿态”，这种充分自由的气质也延续到了工作上，在八旗内部，富察会让每个编辑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甚至如果编辑间的计划有冲突也不协调，“他认为协调就是干预”。
到今年，读书共和国集团内部有超过五十个出版品牌，这些品牌体量不一，在出版方向上各有侧重点。王家轩说，在台湾比较老牌的出版社里，工作模式通常是总编辑或者社长选书，编辑只需要遵照指示把书做成就行。在读书共和国，三五年资历的编辑通常有较大的自由，去决定要做什么样的书。而在八旗内部，富察将这种自由贯彻得更彻底，八旗的编辑彼此财务独立，对书的内容和细节也有最大的话语权，富察自己也曾提到，他只有在财务状况有警讯时才会介入。
“他甚至希望每个编辑都有一个自己的品牌……他很在乎这种多元缤纷、各种意见并存的画面。他对出版产业的希望是有越多不同的声音、越多不同的主张才最好。”
这种对出版产业的多元期待，有时候并不会带来好的市场反馈。2013年，富察引进了阎学通的《下一个十年，全球变局大预测》，闫学通在西方学者眼中是“中国鹰派顾问”、“自由国际主义敌手”。富察提到自己引进这本书的本意：“希望台湾的知识界和一般读者要知道中国智库的新论述。6
另一个“不讨喜”的行为是，八旗出版了一套跟日本右翼有关的书，阿泼说：“他会考虑现在的市场需要右派的东西，那我就丢这个东西去试试。他的出版理想更像是一个多元市场的存在，他观察到市场比较缺少某一派出版作品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是他应该去开拓的东西”。
许多人在谈起富察时，都会谈起那些讨论、分歧、争辩、甚至吵架的过程。王家轩“受不了”富察支持川普，也公开发文对他在编辑部的行事风格表达意见；春山出版总编辑庄瑞琳在富察回忆文《大卫们的故事》里写道，她和富察总是互相批评，她认为富察把《痛快皇帝》改名为《朕知道了》是一种媚俗，富察则认为她当时所在出版社的一本书——《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书名让“精彩的历史研究变得毫无光彩”。
但王家轩还是和富察一起工作很久，在富察被捕之后，他也是最积极展开声援和联署工作的人之一；在那段互相批评后，庄瑞琳接着写，“作为中国人的富察，却也是十几年来最会观察我的本土出版品的同业（同事）”。
出版不是个人的事业。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台湾的人社书出版编辑们常聚在一起讨论行业发展。在与富察有关的回忆片段里，有人提到“489课程”，当年，读书共和国旗下的几个编辑部，常聚在公司的4、8、9楼，精进编辑业务学习。
当回家变成冒险
自从2009年依亲来台湾定居，富察一直正常往返两岸，从未受到过任何有关方面的骚扰。
据了解，2023年回大陆，富察一方面是为了探亲，另一方面是为了处理户籍的问题。2009年，富察依亲来台湾定居，2013年取得了台湾居留卡，但一直保留了中国户籍，此次回大陆，是要去户籍地消除户籍，才能回台湾走完入籍的流程。
做出版这些年，富察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要回大陆的，也有朋友提示过他风险问题，但他总是认为，那些书籍学术意义更大，更何况，那些书既没有卖到大陆去，自己也不是作者。
事实上富察很少谈时政，他有一次被邀请上矢板明夫的节目，在节目里，富察只谈宋朝和清朝的政治，绝口不提现代政治。王家轩也有类似的印象：“（他）大部分公开言论都是批评中国文化或历史，不会涉及到现代治理，也完全不会谈论两岸关系”。
阿泼最后一次去中国是2015年。那一年，她还在给中国的南方系报社写稿，一篇和台湾政治有关“但没有那么直接”的稿子，后来稿子没发成，编辑跟她说“上头”不给发了。那一年去中国，她发现她认识的媒体人几乎都辞职了，有些去做了新媒体或者出走商业领域，有人去开民宿。她说不出来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那股风向”让她决定之后不要再进入中国。
八旗的作者、国际政治评论员汪浩告诉“women我们”：“从2019年到2023年之间发生了什么，中国的尺度发生什么变化，完全没有人知道”。
风险到底是来自变化，还是没有变化的部分？何伟的《River Town》第一次在台湾出版是2012年，由于三峡大坝工程的修建，何伟当年笔下的涪陵小城有三分之二已经消失，富察在当时感受到的是变化，于是八旗出版的时候，这本书的中文译名叫《消失中的江城》。
2020年，八旗再版这本书的时候，富察的心态发生了变化。那是疫时，台湾在2021年进入三级防疫状态，中央书局原本筹办的系列活动改为“防疫线上说书”，富察在活动里谈《江城》，“当我们又重新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受到最强烈的反而是中国的‘不变’。在何伟书中纪录的1996到1998年的中国，那个坚固的核心到今天还存在，似乎支配着中国的一切。”7
寒蝉效应
富察的被捕，在台湾知识人社区的寒蝉效应是明显的。一位研究海洋学的学者提起参与了联署，很快就收到友人提醒，“你以后不要去中国了，连在香港转机也不要去。”
王家轩说：“这件事对台湾社会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富察在台湾做的所有事情都符合台湾法律，这些书在台湾都是合法出版的，可是（做）这些事情却要在中国坐监狱，这样（遭遇）的人太多了，大家都不知道中国的红线是什么，这对很多想与中国交流或互相认识的台湾人会产生很严重的冲击……”
王家轩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关闭和平交流的渠道、伤害台湾社会。王家轩的父亲是在山东出生的，作为外省小孩，王记得，自己2004年去北京大学交换学习，对北方的印象是“吃饺子有很多口味”，上学的时候，他也常常去秀水街购物。
作为一个曾经的图书编辑，王家轩感觉到：“大部分台湾人都希望跟中国人维持和平友好的关系，至少是可以一起做生意的。我们读的书很多都是谈中国历史的，哪怕是这几年，台湾出版的书籍里面，仍然有很大一部分跟中国历史有关，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台湾本土意识有提升，讲台湾历史的书不见得比讲中国历史的书卖得好。”
然而，出版仅仅是“生意”吗？庄瑞琳在《大卫们的故事》中提出过这个问题。她还说：“人社书的工作者或许是最不甘被消音的，因为我们做的书，就是一种发声。”
富察延贺.文化病毒、简体书和台湾出版.2021-02-05.https://www.twreporter.org/a/saturday-features-publisher-observation-simplified-chinese-books
邱美珍.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专访：用全新的眼睛看历史，为读者打开历史时空新视角.109年第4期（总号第12期） 民国109年12月（2020.12） 页126-135 国家图书馆.https://lib.tsinghua.edu.cn/wj/GBT7714-2015.pdf
民俗解释：
盐水炮蜂：位于台南市盐水区，由盐水武庙主办，所谓烽炮是指许多冲天炮组成的大型发炮台（状如多管火箭炮组合），点燃时万炮齐发，会发出鸣声，称“蜂炮”。
烧王船：王爷千岁信仰是闽南地区和台湾地区流行的民间信仰，烧王船是其中一个环节，王船是迎王祭典中最后千岁爷押煞离境的交通工具，主事者会将五位千岁爷神位迎至「王船」之上，堆叠天库、寿金和其他众多物品焚化，送神归天。
黄哲斌.“富察”李延贺 爱上神明的“共产党” — 东北汉子在台湾.天下杂志475期.2011-06-28.https://www.cw.com.tw/article/5019346
邱美珍.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专访：用全新的眼睛看历史，为读者打开历史时空新视角.109年第4期（总号第12期） 民国109年12月（2020.12） 页126-135 国家图书馆.https://lib.tsinghua.edu.cn/wj/GBT7714-2015.pdf
邱美珍.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专访：用全新的眼睛看历史，为读者打开历史时空新视角.109年第4期（总号第12期） 民国109年12月（2020.12） 页126-135 国家图书馆.https://lib.tsinghua.edu.cn/wj/GBT7714-2015.pdf
中央书局・防疫线上读书计划 富察延贺读江城https://500times.udn.com/wtimes/story/121532/5596365#goog_rewarded
和台湾政权沾边，一个矫情的文艺比，是间谍的最佳人选，不抓他抓谁，抓得好抓得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