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长平：一场延迟了二十年的流亡
自2011年起，长平已在德国生活了十四年。他说:“我的流亡经历始终难以讲述。”于他，流亡不只是被迫地逃离，也包含着主动地选择，一种精神上的抵抗——通过一场绝望的抗争，去战胜流亡本身。
“广场之外”主题征文：我们都是广场上的遗孤
从2024年六月开始，“WOMEN我们”开始了系列征文“广场之外”，目前这个系列已经发表《女生回忆：十四岁那年的八九六四》、《三位大陆“80后”，不愿忘却的“六四回忆”》以下是我们的第三篇，关于一个当年在成都周边的工厂、农村传播民主之声的青年，一位广场之后继续追寻广场自由精神的新闻人。 他延迟二十余年的流亡恰逢中国经济与社会走出极权桎梏的机会窗口，他也用这个历史机遇，协商与抗争出言论的空间。他相信：“自由并不是在一条道路尽头等待我们的花园，自由只能是这条道路本身。言论即是自由。自由不是一个结果，它是动态的存在，是你的抗争本身。”
我们希望寻找更为广泛的国人的个体叙事和共同记忆：在广场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亲历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么样子？
长期以来，关于六四的故事，主要聚焦于北京和广场的激动人心或惊心动魄，屠杀、流亡与改革梦想的失败。但六四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中国人共同经历的一段路程。我们相信，在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它启迪、指引和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我们想在核心抗争者之外，发掘更多的六四故事。譬如不为人知的受难者，在六四之后持续投入新的社会运动的人。或者是在这场运动中，相较于首都和大城市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更为边缘的人群，如外地、中老年，少年、女性、农村、少数民族、性少数、教徒、身障者……所有人、所有地方的共同记忆。我们希望借此赋予六四的历史叙事更加多样的社会肌理。可以是您的亲历，也可以基于身边的亲人朋友的口述或档案整理，如果您写作经验不够，也可以联系“WOMEN我们”，简单介绍您想写的主题，或者告诉我们谁愿意接受采访，我们会协助您成文。
撰文 季来之
编辑 于长夜
平台编辑 覃山
在中国境内的搜索引擎上，敲入“长平”这个名字，跳出来的多是关于秦国战役的史实，或某个地名的介绍。而那个曾在中国新闻界举足轻重、以切中肯綮的时评著称并拥有大量读者的新闻人，却在中文互联网中销声匿迹，仿佛从未存在过。
关于他的信息，只能从维基百科上一则简短的条目中略窥一二：长平，中华人民共和国记者、作家、异议人士，“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然而，他在中国国内的履历显然比六四一代的很多流亡者更长一些：参与《成都商报》创刊，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南都周刊》常务副主编，《阳光时务》主编。作为新闻人的二十年，延迟了他从广场上就几乎注定的流亡。如今，除了《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之外，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工作：“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这是一个由六四流亡者萧强创办的审查档案馆及反审查行动平台。
自2011年起，长平已在德国生活了十四年。他说：“我的流亡经历始终难以讲述。”于他，流亡不只是被迫地逃离，也包含着主动地选择，一种精神上的抵抗——通过一场绝望的抗争，去战胜流亡本身。
成都的“六四”广场
六四运动之前，长平还是生活在成都的四川大学大二学生。80年代，中国重新向“西学”开放，几乎每个大学生的床头都会有两本书，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一套世界人文社科丛书《走向未来》——尽管这些思想的译介，是滞后于当时西方学术发展的，但经历了“前三十年”思想禁锢的中国社会如饥似渴。
“原来世界是这样子的”，那时候，他还只是叫张平。“大学以前已经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是（我）在政治上还是一个坚信共产主义能够实现的理想青年。在当时的教育中，中共把反抗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历史正当化，看起来顺理成章。读了很多西方书籍，对整个国内的文化、政治、历史教育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文学也是大学社团活动的核心。长平成了其中一个社团的负责人，创办了一份文学刊物。课堂上，一些教授文艺理论的老师热衷于与学生讨论政治话题，很快成了学生心中的偶像。那时的文学理论讲座几乎场场爆满。
也正是在课堂上，改变社会的热情在激荡。长平记得，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传来，他和同学们进行了悲愤而又激烈的讨论。
民间哀悼迅速升温，演变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
北京十余所高校纷纷张贴悼念标语与大字报，许多言辞直指当局，呼吁民主改革。北大、清华等高校部分师生联署《几点建议》，提出建立学生治丧委员会、废除专制、反腐等诉求，引发广泛响应。当夜，北大千余名学生走上街头，喊出“民主万岁”“打倒官僚”等口号，游行至天安门广场。
4月17日的一堂课上，同学们为“要不要上街声援北京学生”进行激烈争论，直到下课回到寝室，争论仍在继续。午饭时，对面第三食堂二楼的平台下聚集了不少人。长平说：“我去那儿讲一讲《毛选》吧。”其他同学也立即行动起来，手脚麻利地撕下床单，找来笔墨和竹竿，很快就做好了几幅标语。
长平站在平台上，高声朗读着《毛选》：
……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成都有一百多名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
长平藉此告诉同学们，即便按照中共的逻辑，上街抗议也是人民的正当权利。随后，又有其他几位同学上台发言。
很快，学生们就出发了，举着标语，喊着口号，沿途又有其他大学的学生加入，一直走到人民南路广场，然后静坐示威，直到次日凌晨被警察强行清场。学生和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这是成都高校学生举行的第一场大规模游行示威。
4月18日晚，北京学生移师新华门前静坐，遭警力清场。4月24日，北京39所高校约六万学生发起罢课。4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引爆了更大的舆论反弹。
成都各个高校也开始罢课。校园的各个公告栏都贴满大字报，诉求集中在悼念胡耀邦、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民主、法治和新闻自由等议题上。每天傍晚，校园一角的高音喇叭里都会播放《美国之音》，播报关于北京局势的最新动态。
有一天，一位陌生的青年出现在长平他们寝室里。他自称是北大学生，带来了一大包传单。政治成为一种新的“学习热”。校园里的大字报，吸引了大量同学驻足、阅读和抄录。
一天傍晚，一位青年老师把长平和几位同学领到宿舍，从萨宾诺莎、洛克、卢梭一直讲到罗尔斯。其中“社会契约论”给长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让渡的自由。
接下来，另外几位青年教师加入给学生骨干补课的行列，帮他们分析运动的方向和策略。
在北京，学潮迅速演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新闻界、学术界、工人、市民和郊区农民都纷纷上街游行，表达对学生的声援，并呼吁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成都也是这样，来自四川日报、成都晚报、四川人民出版社等机构的记者和编辑也走上街头。
5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布戒严令。三十多年后，长平在《德国之声》的专栏中写道：
李鹏的"5.19"讲话彻底击碎了我对专制政权的幻想。我至今记得当时观看电视新闻受到的强烈震撼。李鹏眼神阴险，神情激动，声音颤抖，多次挥动拳头，表示要坚决镇压这场民主运动。那是杀人者动手之前的兴奋，那是恶魔准备宣布胜利时的狂傲。那一瞬间，我确信屠杀即将到来。
很快，他收到北京的高中好友来信：“政府调兵镇压，我们血战到底，广场需要你！”而当时，很多北京市民和外地学生蜂涌至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运动。
长平想：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决定不去北京，而是组织一个演讲队，走进成都郊区的工厂和农村，传播民主自由的理念。
镇压前几天，长平组织学生群体去成都无缝钢管厂（当地人称“420厂”）门口的广场演讲。这个工厂有上万名工人，厂子外面就是一个广场，下班时间工人如潮水般涌出来，纷纷围在台下，听大学生们介绍民主自由。
宣讲活动本来规定不接受捐款，但有一位母亲执意要捐款100元，一看学生们不愿意收，差点跪下，说她儿子也在天安门现场，她为他感到骄傲。说完泪如雨下，在旁的学生也湿了眼眶。
在主流的六四叙述中，北京天安门总是焦点。但很少有人知道，成都也有“六四广场”，也有流血和牺牲。
而最早带出这个消息的人，是现任美国国会议员安迪·莱文(Andy Levin)。他当年正巧在成都旅行，亲历了6月4日至6日期间发生的暴力清场。他把成都天府广场称为“小天安门”。
他在日记中记录——
6月4日凌晨，武警进驻市中心，强制清场导致至少两至三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随后一天，市中心几乎处于失控状态，武警与示威者爆发持续冲突，后者投掷石块对抗警察的催泪弹攻势，混乱中发生踩踏与殴打事件，许多示威者被捕或重伤。
6月5日凌晨，街区起火，公共汽车与警车被焚毁，消防车也被人群推翻、点燃。当局施放更多催泪弹，试图重新控制局面。
同日晚间，军方力量进驻锦江宾馆区域，大量参与或围观的民众被逮捕、殴打，甚至疑似被致死。士兵将被捕者粗暴堆入卡车，形如“扔一袋袋土豆”。
安迪·莱文将目击经历传真至美国媒体《底特律新闻》，并于6月8日发表。他曾在现场拍摄了20卷胶卷，记下了大量笔记，直到“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日才得以公开。
六四当天，长平参与组织的演讲队从成都郊外的132厂撤回，在位于广场附近的盐市口搭起了台子。很多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的学生从广场跑过来，登上讲台控诉当局的暴行。
这时，他们已经从新闻里知道，北京的学生抗议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很多同学都放声痛哭。
6月6日，当局已经控制了局势，但是街头气氛仍然紧张。长平跑到人群聚集较多的锦江宾馆附近围观，看到人群塞满了道路，军车疾驰而来，人群迅速闪开，军车开过，人群又迅速围上来。一个华西医大的学生突然拽着他说：“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赶紧跑，逃到香港去！”
他彷佛才感觉到危险，返乡避祸。可县城气氛同样紧张。有人围住他问：“电线杆上的传单是不是你贴的？”还问：“你们到底想让谁上台？王丹比邓小平厉害吗？”他说，这时候，从北京传单上学来的那句话特别有力：“问题的关键不是谁上台谁下台，而是怎样上台怎样下台。”
警察开始大规模抓人。他回校前，父母搬来凳子，坐在他面前，非常严肃地说：“你到底干了什么？”他说了实情。父母以为这会是最后一面。母亲递给他一件花衬衫和一把花伞，暗示他男扮女装逃跑。他默默接过转身离开。两个小时后，警车呼啸而至。
长平先一步回到了学校，另一位学生领袖问他：“你怎么回来了？这里到处都是便衣和军车！”但他没有离开，在校园里待了两天，看书、睡觉。
第三天早晨，他穿着拖鞋、毛巾搭肩，正要去洗衣间，那个曾握手支持他的老师出现在门口：“找你有点事，跟我来一趟。”他明白自己被拘押了。
关押审查了一个多月后，长平得到释放。
无法从广场走出的人
学生运动的骨干们纷纷遭到抓捕。有些人回到家里，警察深夜敲门。有些人在旅行途中，被警察拦住。还有些人躲藏在朋友住所，也被搜索出来。他们被关押的时间，从一个月到两年不等。
有一位同学找到长平，对他说：“非常非常抱歉，我供出了你，但也不得不供出你。他们拿了五盒磁带，是你演讲的录音，叫我确认是不是你。”长平觉得诧异：一则觉得自己并不是那么重要，二则在402厂演讲，周围都是志同道合的支持者，宣讲中大家都激动落泪，难以想象原来还有人在跟踪录音。
经历过关押的学生，心理上一直受到重创。有一位六四参与者，只要听到汽笛声或者消防车响，就会站起来，跟每个人握手道别，说：“这一次是真的来抓我了。”
长平说道：“这不是一批年轻人，而是整代人，整整一代人。每个个体的生命价值都被暴力摧毁。”
他感觉自己从此生活在深深的屈辱感当中，一想到那些在血腥的暴力前丧失生命的同伴，而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就感到人生毫无价值，“为什么中弹的不是我？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我真的应该这样活着吗？”
主流的叙事在漫长的岁月中发生了更加可耻的转变。长平说：“原本中共的官员对于这次镇压也没有那么理直气壮，新闻发言人还在辩解，说‘我们没有杀那么多人’——这个辩解的逻辑还是‘杀人是不正当的’。但是近年来，辩解的逻辑变成了‘杀人是对的’——如果没有六四镇压，就没有后来的经济发展。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柏林墙的倒塌、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让很多人仍对“巨变”抱有期待。当时坊间流行的说法是，中共政权再维持个五年、十年便会崩塌，甚至有人预测，两年之内它就会土崩瓦解。
长平并不乐观。但是无论如何，他和他的同学们，已对“体制”充满了厌恶和鄙视。
离开学校一年后，他收到一位大学室友的来信，几页纸密密麻麻，文字奔涌如泪，语气里满是激情与羞耻。室友说自己被分到一个大厂工会——那封信写得像诀别书一样：“我们以前总是嘲笑国家干部，现在（我）自己成了那个角色。我不能忍受这样的命运，我要做出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信发出不久，这位室友没有告知单位，便从北方出发南下逃离体制。在深圳，他身无分文，几近乞讨，也没有回头。十年之后，他拥有数家工厂，资产上亿。
另一个朋友，被分到一个非常体面的体制工作，由于家境困难，他不得不接受现实。每次请老友吃饭，都要请求大家谅解。
“经历过六四创伤的年轻人，觉得要更正当、更有尊严地活着，哪怕一事无成流落街头，也是最值得活着的一群人，（大家）都应该干点什么事情”，长平说。
很多年后，在美国一家咖啡馆，他见到当年一起组织学运的学生领袖。对方看见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为死去的学生活着的。”他深深共鸣。
而那个高中好友，曾在广场上写信喊他“广场需要你”的人，也坚持到最后。子弹打进了他的腿，被送进医院，但很快又被警察带走提审，导致他终生残疾，两腿一长一短。
长平一直没有忘记。他说：“我只是侥幸成为屠杀的幸存者。那些倒在血泊中的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我。我们活着，只是偶然。”每年六四纪念日，他都会在境外媒体上写纪念文章。大多发表于《德国之声》——他后来成为该媒体的专栏作家。
“对我个人来说，这是对耻辱记忆的一种抵制。”
投身报业，撑开自由的牢笼
回溯长平三十年的新闻历程会发现，1989年的那场历史巨变，为他以后的每一次笔触奠下了隐秘而清晰的基础。他所践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报道现实，更是一种“六四精神”的承续。
1991年离开校园之后，长平曾在小说、剧本之间试探，并有作品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同时他也为出版商工作，写了几本书。
在此期间，他还和朋友一起开过录像厅、火锅店和杂货店。
那是一个中国走向“政左经右”路线的时代，市场经济继续深化，商业信息成为刚需，他因缘际会参与创办《荷花商情资讯》——那时候流行的简报商讯，再承包《市场导报》——这是长平新闻生涯的开始。
1993年，何华章、陈舒平等人在成都创办了市场化报纸《成都商报》。他们曾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因为也在六四时上街游行，在体制内前途无望，转而寄望于新闻的力量——虽然何华章经由办报成功后又回归体制，最后作为贪官在十年前的反腐运动中落马。
长平和他在《市场导报》的同事一起加入了《成都商报》。
当时市面上的报纸，对于重大事件的报道，都统一采用新华社的通稿。长平和他的同事们不愿重复“新华体”那套自上而下的官话、套话，尝试用市民语言重新描述公共生活。用《人大政协开会了》这样简洁的标题，取代“在京隆重召开”的八股语言——“语言一变，意义也就不一样了”，但这一尝试很快遭到省市宣传部门的严厉批评。
尽管如此，由于市场化的改革带来了灵活空间，早期的《成都商报》很快崛起，成为中国首家上市的地方媒体。长平组织了一批深度报道：崔健的摇滚和反抗，春运列车上的“民工返乡潮”……他开始系统学习西方新闻写作方法，为了练习键盘打字，逐字敲写了大量普利策获奖通讯。
但很快，《成都商报》被省市宣传部门收编，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长平察觉到了微妙的转向：选题被过滤，语言再次退化为宣传和口号。他主动淡出核心管理层，除了深夜值班之外，主要工作放在了略显边缘的特稿部，继续耕耘深度报道。
1997年冬末，长平受《南方周末》记者相邀，一道追踪昆明“孙小果案”。这是一桩在本地讳莫如深的涉黑案子。他当年写下的调查报道发表在《南方周末》头版，引起全国舆论震动，推动“孙小果终受到法律制裁”，被判处死缓。讽刺的是，减刑出狱的孙小果在二十年之后，再次因为持续多年的恶性犯罪引发“舆论震动”，最后因“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介入，被判处、执行死刑。
《南方周末》邀请长平去广州工作。当时的《南方周末》刚完成从娱乐周刊到时事周刊的转型，以揭黑反腐报道为主，因敢于报道重大负面新闻，有口皆碑。它还经常邀请各地记者合作调查。它的口号是："正义、爱心、良知"。
长平意识到这里会有更多的报道空间，1998年夏天，他放弃了《成都商报》的优厚待遇与福利房，南下广州 ，正式加入《南方周末》。彼时的《南方周末》已从一家地方报纸蜕变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舆论平台之一，每期报纸1块5毛，发行量超过一百万份。编辑部刚刚扩张，版面从创刊时期的4版变成24版，编辑和记者从二十几人变成四十多人。
几个月后，报社开始筹备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特刊。编辑部里讨论：二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固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改革开放”四个字真假难辨。大家达成共识：用“思想解放”作为关键词。
长平被安排写头版文章。所有人都在等一篇“高屋建瓴”的社论。可他翻着那一摞厚重资料，开始怀疑宏大叙事的意义：京西宾馆1里灯火通明的时候，中国的普通人正在做什么？他们吃了什么，看了什么电影？
他决定写一篇讲普通人、讲日常生活的文章——《二十年前的十二月十八日》。
篇幅很短，开头却列满了琐碎：当天的天气预报，电影院上映的电影，南方和北方人分别在吃什么饭，理发多少钱一次。《中国青年报》编辑马立成与友人小聚，席间有人曾因“四五运动”2入狱，却无人提及往事，熬白菜端上来，没有啤酒，众人一直聊到凌晨一点；50岁的“右派”杨奔在哈尔滨太阳岛当理发匠，小孩2毛5，光头3毛，其余3毛5；北大66级毕业生王玮在广州工厂办学任教，日记记下那日三餐：水泡饭、咸菜，白菜豆腐，鸡蛋炒酸黄瓜。
文章见报后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在这整个记录的背后，你能看得出来当时的民众对于变革的渴望，以及在极权政治下个体命运的无助”，长平说。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对个体命运的关注，这在往后的写作中越发清晰。
1999年5月11日，《南方周末》就“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发表了头版报道《比导弹更强大的力量》和社论《没有高度的纪念碑》。
因北约轰炸导致三名中国记者丧生，大多数媒体报道都渲染反美情绪。
在共产主义阵营倒台之后，失去意识形态支柱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民族主义作为新的合法性基础和政治动员工具，隶属于《人民日报》的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在1993年创刊是标志之一。然而，《南方周末》的这篇社论，对三位丧生的记者表达了痛惜和悼念，严厉谴责北约战争暴行，同时倡议“与法治、民主、科学相结合的现代爱国主义”，警惕“会把中国推回‘闭关锁国’铁屋的义和团式或其它样式的盲目、狂热的狭隘民族主义”，尊重国际法，“高扬和平、人道的旗帜”。
那期报纸上架后，立刻被抢购一空，足足卖了150万份， 也是《南方周末》史上最高的零售记录。
那几年，《南方周末》的传真机几乎没有停止过响动。每天成百上千条线索从全国各地寄来，有人告状，有人求助。主编江艺平，时常为了争取报道空间，顶住一些上级压力，保护记者。
彼时，记者可以全国各地跑采访，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道义感，受外界尊敬，地方官员也会感到畏惧。记者生涯充满戏剧性，也能够密集体验弱势群体面对的盛世悲凉——而报纸，是难得能够给他们撑腰的“青天”。
1999年初，长平前往西安郊外调查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案件。这个被无数次表彰的国有大型农场场长蒲渭滨，因为一户袁姓农民未送礼，便雇人将他们即将收割的蔬菜抢光。几万元，是这家人一年的全部希望。官司打到法院，法官轻描淡写：“你们不可能赢。”几天后，袁家父子两人在法庭外喝下农药，双双身亡，其他家人也随之自杀。
长平前往调查，被拖进一间空仓库，四五个彪形大汉围着他，一顿搜身抢设备，还逼他朗读自己之前写过的歌颂报道。
侥幸逃出之后，稿件刊出。报道一出，陕西省副省长亲自过问，还接受了长平的第二次采访；并且，副省长“几度哽咽”，声称痛心，承认法官贪赃枉法。案件最终被重新立案。在法庭上，长平看见曾关押过他的场长蒲渭滨低头坐在被告席。“那时候就有相当多的人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报纸来实现自己的一些社会抱负，还可以得到市场回报”，长平说。
《南方周末》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自由民主的吹鼓手”“中国社会公正与政治改革最坚定的舆论阵地之一”，影响力越来越大，随之，审核和管制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南方周末》面临几次被关门的危险。记者、编辑们每天都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压力下，每一次批评都无法预知是否能顺利过关，报社还能否运营下去。
没多久，中宣部直接下令，要求新闻部主任沈灏、消费版编辑曹西弘、专栏作家鄢烈山必须离开《南方周末》。沈灏离职后，长平被提拔为新闻部主任。
2001年4月19日，《南方周末》在头版封面发表了一篇《张君案检讨》的整版报道，这个全国性瞩目的大案，曾被全国媒体争先报道。湖南农村青年张君，在打工途中一再遭遇失业后，参与抢劫、偷盗等犯罪活动。他多次被警方逮捕，并遭遇刑讯逼供。每次出狱，生路更加难寻，随后他组织起一个犯罪团伙，并逐渐壮大，犯下多起银行抢劫、杀害警察等重大刑事案件。在六年的犯罪生涯中，张君杀害22人，伤害20人，抢劫银行和珠宝店共计65万美元的金银财物。
2000年9月，张君终于被抓捕。在张君案的收网现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文强将嫌犯按倒在地，用脚踩住头，打电话对上级汇报：“张君就在我脚下。”一旁的记者迅速按下快门，随后公安部门罕见地对媒体全面放开，多家媒体争先报道张君传奇性的犯罪经历，中央电视台派记者去看守所进行了采访。一场猎捕行动，被层层包装成一出全民凝视的“正义秀”。
作为新闻部主任的长平，却派记者前往了张君的老家和犯罪路经地，调查他的成长经过，以及张君如何从一个普通农村青年一步步成为黑社会头目。报道探究犯罪的社会成因，质疑司法系统忽视程序问题和严打酷刑对社会治安的负面影响。九年之后发生在文强身上的事情，讽刺地证明了这个议题的重要性：“打黑英雄”文强，在薄熙来的重庆打黑运动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捕、审判并执行了死刑。
报道一出，当期135万份《南方周末》传阅大街小巷，湖南省政府向北京投诉，称《南方周末》违反了宣传规定，重庆市公安局暴怒，严厉指责《南方周末》污蔑公安形象和农村政策。
随后，中宣部下令整顿，长平被调离编辑部，安排到发行部门，主编江艺平、副主编钱刚也相继离职。
这次整顿，被业界认为是《南方周末》历史转折点，也是《南方周末》遭遇过的最严重的一次打击，报社走上漫长的衰落过程。
黄金时代
2002年，长平离开《南方周末》后，短暂进入央视工作，随后前往上海，参与《外滩画报》的创刊，担任副总编辑。
《外滩画报》同时吸纳了六位《南方周末》的采编人员，外界曾有猜测，它将会成为《南方周末》的上海版。当时的上海没有一家做时政的媒体。在创办初期，主创人员达成共识，上海需要真正的时政新闻，《外滩画报》就要做真正的时政新闻。他们在创刊号的社论写道：“新闻应是新闻本身，不是别的。新闻价值不应妥协。”
初期，《外滩画报》尝试了一些调查和批评性报道。其中一起报道涉及某企业产品质量问题。企业为阻止报道刊出，提出以40万元广告费交换，《外滩画报》拒绝。企业随即通过宣传部门施压，报道最终被叫停。
长平回忆，这类情况在《南方周末》时期也并不罕见，但彼时的《南方周末》有更大的报道空间与市场支撑，甚至拒绝过一家国企300万的广告费，这一直是《南方周末》引以为傲的事情。“我们的逻辑是，我们不被你收买，但我们相信出于正义良知原则的报道是有市场的，真相是值钱的。有了市场，我们不愁广告。这是当时很多媒体人的想法，在《南方周末》的结果是成功的。”
《外滩画报》主办单位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有心把《南方周末》经验移植到上海，推动一套现代化、国际化城市所必需的新型新闻理念。然而事实是，水土不服的《外滩画报》遭遇了失败，这是因为上海的审查环境、同行理念跟广东完全不同。
创刊不久，他们几乎每日收到三至四条禁令。主管单位受到压力，被强制要求将《外滩画报》转给上海文新集团。此后报社仍试图继续批评性报道。有一次，集团因此被整体处罚，导致文新集团上千名员工收入受损，《外滩画报》亦在集团内部引发不满。市场层面，报纸的发行受限，定位逐渐向都市时尚转型。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门开始关注长平，多次约谈。2003年，他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
《外滩画报》并不是个例。2003年，文新集团创办《东方早报》，光明日报与南方报业合作推出《新京报》，都吸引了不少《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的前记者与编辑加入。这些新兴媒体一度被寄予“南方系全国扩张”的厚望。然而，它们很快在本地监管体系中遭遇现实碰撞，报道尺度迅速收紧，管理层和骨干人员流动频繁，最终褪去“南方系”色彩。
2003年4月，《南方都市报》因刊发《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引发广泛社会关注，并最终促成“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但很快，报社高层被检察机关调查，主编程益中、总经理喻华峰等人相继被捕，其中二人被判刑。
这件事被网民称为“中国传媒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2004年，长平结束访学返回中国，继续到上海《外滩画报》工作，担任执行副总编辑。2005年，他回到南方报业，参与创办《南都周刊》，担任副总编辑。
此时南方系已承受更强监管，人事安排更多基于更严厉的管制需要，宣传部门甚至“空降”干部担任其子报领导。
《南都周刊》创刊初期，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公民意识的觉醒，一些NGO组织、公益行动、法律援助项目等逐渐活跃起来。NGO、公共知识分子、律师等，构成了一种虽然微弱但真实的公民社会景观，连接了民间与“体制内”。
那几年，广州还存在一种相对活跃的知识氛围。比如“南都大讲堂”，经常邀请国内外学者演讲，话题常常相当大胆，从宪政、法治到环保、公共参与，也为城市里的公共讨论空间提供了支撑。
《南都周刊》在那个阶段，依然尝试拓展了许多边界，在城市报道与公民社会议题中寻求空间。
据《南都周刊》一位前同事回忆，主编是最前线的“把关人”，也是最靠近现实的博弈者，长平一直为编辑和记者争取最大可能的空间，经常对手下的采编人员说：“先不要给自己设限。”
但审查总是无法回避，常常制造很多无力感。有时对某些稿件做出取舍，都是出于对记者、作者，乃至报社整体安全的考虑。这种权衡在当时非常现实，也非常艰难，必须保证稿件在“安全边界”内，但又要尽量不让内容失真。明明知道一个稿子可以写得更深、说得更明白，但他们必须用“换词”、隐喻、文字游戏的方式表达出来。规避审读，形成中国语境下媒体人的一种“折中智慧”。有时候，审读看不出问题来，稿件就能过关。
后来，《东方早报》整体砍掉调查板块，《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大幅削减调查报道。《新京报》也开始弱化深度报道，一批中坚记者陆续离职。调查报道面临全面萎缩。
彼时的长平，受外界关注更多的身份，其实是时评作者。
这也得益于早期的《南方周末》，它率先设立独立的评论版块，尝试推动中国当代时评的现代转型。随后，《南方都市报》时评版面完成了这一使命，进而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模仿，开创了都市报时评写作的新时代。长平是其中一位最受关注的时评作者之一。
2004年至2010年间，是长平写作最为密集的时期。他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新闻周刊》、《FT中文网》、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等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写作覆盖广泛。他的评论被读者广泛转载，各大门户网站也自发为他建立专栏。他并不介意这些“盗用”，认为文章能被更多人阅读才是目的。他也开始被频繁邀请参与文化活动与演讲。
2008年，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南方雪灾、西藏“3·14”事件、汶川地震、金融危机、零八宪章、三鹿毒奶粉，以及北京奥运。民族主义情绪在这一年达到高点。民众开始对国家民主化转型重拾希望，亿万国人沉浸于“中国梦”的热潮之中。
然而长平认为，这也是世界对中国误解最深的一年。这一年，他的人生走向也发生了彻底的扭转。
3月10日，是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周年纪念日，拉萨多所寺庙的僧人举行和平示威，纪念1959年藏人起义，并呼吁宗教自由与释放被拘僧人。随着抗议活动蔓延，最终在3月14日升级为暴力事件。拉萨街头出现骚乱，政府强力镇压。
事件迅速引发国际关注，西方媒体广泛报道，中国政府则指责所谓“达赖集团”煽动暴力，并迅速平息事态。
中国网友发现，包括CNN、BBC等在内的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拉萨骚乱时，存在诸多事实信息错误。网民们发起“抵制西方媒体”的活动，出现了一些命名为“反 CNN”“反BBC”“反美国之音”的网站，还组织线下抗议。
2008年4月，长平写下了一篇标题是《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刊登在FT中文网上——对于国内媒体平台，即便是在最“开放”的时代，民族宗教问题也一直在审查红线之外。这篇文章批评了政府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不透明，指出官方封锁消息和限制媒体采访，只会加剧谣言和误解，并向公众呼吁“民族情绪不应吞噬公共理性”。
一夜之间，这篇时评登上了网站首页，阅读量超过40万，评论数突破2万。评论区一片喊杀声，有人诅咒他，有人威胁他，还有人散播谣言，说他收了40万美元、替BBC做宣传。更有甚者，人肉搜索他的家庭住址，恶意P图，把他与日本色情影星合成“合影”，指控他“生活腐败”。
《北京晚报》很快发文点名批评，说他的“言论自由已到了恐怖的程度”。党报点名，在体制内是一种政治信号，长平心知，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媒体争议，而是一次“无声的暴力”，逼人噤声。
随之而来的，是他在南方报业的“第二次流放”——被调任南都传播研究院任首席研究员。《亚洲周刊》、《苹果日报》等香港媒体也进行了声援。《南都周刊》所有员工向上级南方报业集团联名请愿，不希望对长平进行职务调整，担忧此事被外界解读为“因言获罪”，并在距离奥运会不到100天的敏感时间里上升为政治化事件。
一位《南都周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一致认为，这篇时评笔调冷静理性，只是一个中国新闻工作者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善意提醒，况且长平是以个人身份发表时评，并不涉及到《南都周刊》的职务身份，这样的处理是不公的。《南都周刊》的定位和调性，和主编人员有直接关系，长平可以称之为《南都周刊》的‘灵魂’所在，他的离开让《南都周刊》渐渐失去了核心表达。”
到了2010年，南方报业干脆以“去印度见达赖（喇嘛）”为由不再与长平续约。即便他出示了护照，证明自己当年根本没去过印度，警方仍以“勾结境外敌对势力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对其立案调查。他的文章开始遭遇下架、删帖，并被禁止在中国大陆媒体发表任何文章。
2010年后，封锁升级——“全网封杀”。以前搜索“长平”，会跳出大量文章；现在搜索“长平”，只剩下长平公主或地名。
“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道，也改变了我家人的命运”，他说。
2011年初，长平抵达香港浸会大学，成为该校的驻校记者和访问学者。正当他安顿下来之际，中国大陆爆发“茉莉花大抓捕”事件。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将他卷入漩涡，电话那头的人告诉他，他在一份秘密抓捕名单上，劝他不要回国。长平起初不信，“我只是写写文章，没干别的”。可就在他飞往巴黎参加文化交流活动期间，警察登门造访了他的家人。他明白，自己真的回不去了。
转战香港：寻找失踪的声音
2011年秋，香港，《阳光时务周刊》创刊号穿越中国内地的互联网防火墙，出现在一些读者的邮箱和iPad屏幕上。
那时，微博火了起来，微信公众号还没出现。媒体人集体站上了时代的岔路口，纸媒渐渐式微，他们抬头望见一种全新的传播可能——iPad，那个刚刚走进消费电子时代的新平台。
“这是一群大陆自由派媒体人在香港做的一次媒介实验”，副主编贾葭认为。这是一本大陆媒体人第一次以iPad为载体制作的互动杂志，容量高达500多兆，一期一期发布在App Store上。杂志中不仅有长篇深度报道，还有可以直接播放的视频、音频，“比如艾未未的专访，你不止能读，还能点开看视频，甚至能听到罗大佑的配乐”，他说，“这对媒体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表达自由。”
他们的设计灵感部分来自美国的《Wired》，几位主创常常研究国外的排版和互动组件，琢磨怎么“用中文语境做出技术上的突破”。
那时的香港尚未进入“反国教”3运动，对北京的社会不满还未爆发。“但在那个夹缝里，iPad、香港、电子杂志，这三个变量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时空。”《阳光时务》试图在这里搭建一种新秩序，一种可以绕开审查，用视觉、声音和交互去触摸公共议题的秩序。
杂志团队不过二三十人。主办人陈平，一度也被看作是在体制内外之间游走、试图推动社会改革的特殊人物。他找来长平担任主编、张洁平担任执行主编、柴子文和贾葭担任副主编，后来又找来程益中任总经理。台港背景的编辑张铁志也加入其中。这份杂志因此被称为“大陆自由派”在香港的新阵地。
创刊初期的编辑部充满“激荡”氛围，张洁平回忆道：“好像什么话都能说，什么新鲜事都能试。”
而彼时，主编长平因迟迟未获得香港工作许可，被迫远程工作，辗转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最后前往德国。
2009年6月4日，长平第一次走进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那晚，十余万人举起蜡烛，喊出：“追究屠城责任！建设民主中国！”这是“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集会。人群中，他抬起手，却一时无法开口。
他感到陌生，甚至是恐惧。此前二十年里，他从未在公共场合喊出过一句政治口号，发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已经失去了这种功能。这些话语与场景，本应是一个社会的正常表达。但在大陆，这种“正常”早已消失，他也像无数人一样，渐渐适应了沉默。
2012年第20期，《阳光时务》用整本杂志作为“六四”23周年纪念专刊，21期封面故事亦是：“六四囚徒 沉默的受难者”。从流亡者、受难者、香港市民中的坚持者，专刊逐字逐句地采集他们的“六四”记忆碎片。
曾担任天安门广场的播音员石冬青、传出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录音带的蔡崇国、被囚禁累计达22年的工运领袖李旺阳、长期追踪调查“六四”受害者情况而被判刑9年的李海，还有因撰写《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江棋生……《阳光时务》让那些知名度较低的六四亲历者重新开口，再根据多位香港文化界人士的文字记录，共同整理出一份《八九六四记忆档案》，让那些被边缘化的故事彼此互为补充和印证，填补那一年六月未竟的叙述线索。
他们还让“六四二代”与这段历史展开重新对话，走近80后、90后中国青年——他们大多数人从未在课本上见过“六四”两个字，却依旧在互联网的缝隙中感知到一场失语的历史。在评论中，写道：“不是我们不能记得，而是我们被训练成不需要记得。”
贾葭认为，对于媒体人而言，六四是一个标尺，它测量的是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去记录真实的历史记忆。“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其实就代表了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你是否敢于面对真实，面对身边那些未被允许发声的现实。”
在他眼中，六四不只是一段历史，而是一记长鸣的警钟，是一种沉默的图腾，提醒他去思考：为什么我们今天变成了这个样子？“如果说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那今天新闻的虚假，也注定了明天历史的荒谬。反过来讲，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昨天的历史之所以面目模糊，是因为当年的新闻从一开始就不是真的。尊重六四，和尊重每一条真实的新闻，在意义上其实是一样的。”
这也是《阳光时务》的信条。
2012年，薄熙来落马，引发外界对中共高层动向的乐观猜测，有人甚至期待习近平将“去毛”或“平反六四”。长平并不认同。他在《阳光时务》发表文章《每个官员都姓薄》，写道：“重庆模式与中国模式在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强权与控制的延续。”
他的判断来自多年采访与观察，也来自对“改革开放”这套官方叙事的深层怀疑。在他看来，这个概念被过度包装，早已失去了真实内容。
第35期以《痛哉西藏》为题，报道整理了王力雄记录的97位自焚藏人的遗言档案：38%表达了对达赖喇嘛的祈愿，54%表示“为雪域西藏而自焚”，19%直接抗议中共政权。
长平在主编寄语中再次重申：“要改变民族冲突的危险，请先从倾听藏人自焚者的心声开始。”
尚未进入运动时期的香港，仍有着强烈的中国议题关怀。乌坎事件4，作为主笔的张洁平多次实地采访，与乌坎村民代表、“热血青年团”成员、普通村民、地方官员等建立直接接触，捕捉村民自组织维权的细节。《阳光时务》在多期刊物中持续推出乌坎的深度报道，并举办纪录片《乌坎三日》的放映，记录这个南方小渔村的政治觉醒。
此事之后，《阳光时务》也随之遭遇封杀，杂志从App Store下架，主创的微博账号也被集体封禁；大陆读者即便用境外账号，也难以顺利下载，必须借助翻墙工具才能访问。再之后，因发行不理想，转型为纸质版本，在港澳台地区上架。
“这本杂志并不是为了成为反对力量，而是希望去掉自我审查，恢复正常的媒体表达。我们只是稍微多说了一点，就已经让内地当局觉得无法容忍”，长平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
张洁平认为，在当时的香港媒体生态中，《阳光时务》并不算最激进，语言“大胆”也谈不上出格，“那时候《苹果日报》更犀利”，她说，“只是因为《阳光时务》是一批大陆人在办，就更被大陆关注”。
随后，国务院新闻办发布通知，禁止大陆网站提供杂志下载。阳光卫视试图技术破局，允许大陆苹果用户更换账号区域下载，并通过邮件向订阅用户发送PDF文件。口号是：“你一定能读到。”
长平说，这是一次出版的实验，反封锁本身也成为内容的一部分。编辑与读者共同穿越高墙，共同生成内容，在困境中寻找公共讨论的可能。
然而，接下来是多名主创人员和内地记者接连被国保上门问询。2013年5月23日，《阳光时务周刊》宣布停刊。6月3日，陈平在街头遭遇两名蒙面男子袭击，头部被木棍击打。
说到这本刊物的关停，贾葭认为是意料之中，它并非神话，也不是有多尖锐的政治立场，更多是把一些在大陆说不了的话，恢复成了常态。“真正可惜的不是它被封杀，而是丧失了做中文世界里第一个真正成熟的电子杂志的可能。如果那时候《阳光时务》能撑下去，没准今天我们会有一个像Kindle那样的中文多媒体平台。”
对长平来说，这种尝试至今也从未止步。“很多人以为自由是个固定的笼子，只要不被关进去，我们就可以自由；被关进去的人又想，只要我不去碰边界，就能留下空间。可事实上，这个笼子是弹性的，你不去撑大，它就会收紧，把外边的人也卷进去。我给自己的任务，就是把它撑大。”
被问及如何回望在国内二十年新闻生涯，他引用一句话：“自由并不是在一条道路尽头等待我们的花园，自由只能是这条道路本身。言论即是自由。自由不是一个结果，它是动态的，是你的抗争本身。”
他这句话，曾经刊登在《南方都市报》——那是2007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的那天，该报发表由长平撰写的社论《纪念王小波， 争做自由人》。
“都挺好的”——难以讲述的流亡
在德国的生活，是长平人生的另一种重启。目前，他仍在为《德国之声》撰写专栏文章，同时担任《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他还为多家中文、英文及德语媒体发表时评。
即使远在德国，他的公共活动，依然还是受到中国方面压力的影响。
近几年，他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活跃于公共讲坛。部分曾经积极邀请他的组织，不再发出邀请。有些机构甚至主动与他切断联系。
“这让我非常惊讶”，他说，“以前很骄傲地请我参加活动的组织，有些自己就是做新闻自由、人权倡导的，但在中共的压力下，他们做出了选择。”
在西方国家的人权讲台上，更容易被邀请的是来自一些中东或更小国家的记者。长平谈到：“他们当然也应该站上这些讲台，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请他们更安全一些，不会遭到干扰。”
在长平加入《德国之声》之前，也就是他因为评论西藏事件遭到整肃的2008年，《德国之声》也发生过一场风波。时任《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的华人记者张丹红，在德国媒体称赞“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以及认为中共“为保护西藏文化做了很多事情”等，引起轩然大波。张丹红因此被调离中文部。
即使在海外，审查也以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形态。有同行对长平说，“别写那么激烈”。“我觉得我只是正常表达，但他们一看到’习近平’这几个字，脑子里就有审查。”当然，也有同行对他表达敬佩和支持。
每一个流亡者，都有相似的软肋。2016年3月27日，是长平父亲的寿宴，这天本应是家人团聚的时刻，饭桌上的人却一个接一个被带走。没有出示任何手续，四川西充县的警方强行将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带走。他们没有犯任何罪，只是“与长平有关”。
起因是，2016年3月15日晚，贾葭突然被警方带走，外界称此事与《要求习近平辞任总书记公开信》5有关。长平在《德国之声》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贾葭失踪，睁眼之罪》，批评中国政府对媒体人的打压。
因家人受到威胁，他在推特上公开发声。他说：“我在国内的任何家人和亲属，都对我的思想、文章和媒体工作没有任何了解，也没有任何相关联系。”
中共以家人作为要挟，他只能与家人切断所有联系。
往后这些年，总有人问他家人现在怎样，他总是笑着说：“都挺好的。”问到父亲身体如何，他还是那句话：“挺好的。”
每个流亡者处理家人关系的方式都不同。有人选择公开，把背井离乡带来的伤害和牵连一并说清楚。有人选择沉默，让亲情在断裂中自行风化。而他的方式——几乎不谈。他坦言自己对家人的伤害，至今没有办法释怀，“那种愧疚感，是我始终过不去的坎”。
他感到无力，这14年的流亡，应该以何种方式才能得到叙说。
去年，一位出版社主编约他写书。他拒绝了，“我觉得我写不出来”。
在参加一个与香港有关的纪录片讲座活动之后，他再一次受到邀请。他答应写一篇与流亡有关的文章。长平把自己关起来，花了很多天时间，看了很多书，重读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和赫塔·米勒的小说与文章。写了大量片段、笔记，但文章最终还是无法完成。
一些参与过六四的朋友，坐牢出狱后却从未提起过去，“甚至连朋友都不见”。他说，那是一个沉默的群体，能讲出来的人，其实是极少数。“有些是政治高压下的自我保护，有些是心理创伤太深，还有些人的思想已经彻底改变了。有些六四的学生领袖，后来想法都变了。”
前同事张洁平在《离散的中国人，像一个个小黑洞》一文中也写到，每一个眼前的人，都“散”了——那曾经生长于某块熟悉土地上的才华与经验、安身立命的安全感、甚至镶嵌在本地社群网络中的幽默与智慧，都在不断的迁徙与失根中溃散无踪。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自2012年习近平上任以来，截至2024年，已有超过115万人次的中国公民在海外申请庇护。2024年，难民署预测中国寻求庇护者人数将达到176,239人，创下新高。与2012年相比，这一数字增长了1426%，仅2023年，就有32,665名中国公民在其他国家申请庇护。
在这个数据统计中，中国籍难民人数多年位居首位。
贾葭把流亡者形容为一个存在于中国体制之外的U盘，存放着着中国最真实的记忆，等待着某一个未来的时刻，或许能被重新打开。
但是受中共长期意识形态的影响，国人对“难民”有一种深深的偏见，“流亡”已经成为一个被污名化的标签。
“流亡是刻在时代脸上的红字”，这是长平在台北一次分享会上的题目，他清楚这枚“红字”的重量，它意味着羞耻、挫败、孤独、身份的模糊和生存的不安。许多流亡者希望洗净这个印记，仿佛这是他们犯下的罪。
他选择讲出来，每年六四纪念日，他还在书写悼念文章，不断地向世界重申六四运动的世界意义。到今天，他依然还在承担“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的策展工作。
谈话中，他多次提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她始终走不出过去的阴影，也不愿意走出。沉浸在记忆中，本身就是一种反抗。”曾有人劝米勒转写其他题材，别总是书写共产党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创伤，她则坚定回应：“我不抛弃那些你们现在可能觉得是笑话的记忆。”长平也从中看到了自己，他们在为过去活着，才能抵制遗忘。
2017年，《中国数字时代》的总编辑萧强邀请长平加入一起工作。他们在布拉格边散步边聊天，聊了好几个小时。走着走着，长平停下来问：“你认为《中国数字时代》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他以为自己会听到一个标准答案，比如“做一个自由的信息平台”“打破信息审查”“服务被压抑的声音”之类。
但萧强的回答出乎长平的意料。他说：“战胜流亡。”
“很多流亡者，其实没有真正‘战胜流亡’。很多异议者被监控，被审查，被囚禁，但最致命的是，被自己的流亡生活压垮了。他们无法过正常生活，无法修复关系。他们的世界永远停留在失去的那一刻。”
长平深以为然，不只是为了自由而流亡，也要在流亡中找回自由。
六四二代
安顿下来并不容易。
来德国的第一年，作为访问学者，长平是被“照顾”的人。基金会为他办理签证，提供生活补贴，带他熟悉超市、公交和生活用品。
可一年之后，一切突然归零。虽然有朋友热心相助，但是很多事情都得自己来：找房、办保险、买手机卡、配置厨房用具。 租下来的房子连灯都没有，连灯线接口都不统一，他得先搞清楚家里的接口是哪一年的，然后再查询该怎么接。他学会了自己去装灯，去退税，去和陌生人打电话争取一笔账单的合理解释。
生活再也没有“关系”可以倚仗，没有“特权”可供调动，一切要靠纸质信件沟通。写得不规范，都可能错失一个银行账户的开户许可。
那种状态里，流亡并不是一句抽象的政治身份，而是每天都要面对的实际生活困境。长平提到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流亡之后，他才真切地体会到这句话。在中国，家庭意味着社会支持，哪怕你曾觉得那些亲戚聒噪，他们毕竟是可以依靠的，可在这里，一切都要独自承担。
由于长平较多地参与育儿劳动，他有机会更多地了解女权主义。他有些惊讶地发现，即便在德国，育儿互助小组往往叫“妈妈小组”，大多由母亲们组织和参与。有时，长平是全场唯一的男性。
接送孩子，联系老师，参加家长会，安排课外活动，都被默认为母亲的劳动。由于德语称呼区分性别，所以长平的女儿一看就知道对方是在称呼母亲。女儿好几次问他：“爸爸，你为什么要冒充我的妈妈？”长平告诉她说：这是一个女权主义的问题。
长平常常被迫在中文社群中隐藏身份。他谈起，在德国的华文学校，在孩子的家长聚会中，很多人默认你是“爱国”的，是那种“跟他们一样”的中国人。他不想影响孩子，所以尽量屏蔽“长平”这个身份。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寒暑假可以回国探亲，女儿小时候总是会疑惑：“为什么别人能回中国，而我们不行？”
“从前，有一只鸟儿在天空中飞翔……”叙利亚思想家米歇尔·基洛曾这样开头给一个狱中出生的孩子讲故事。孩子却打断他：“什么是鸟儿？”
多年以后，长平也讲了一个故事，只不过，他的听众是自己的女儿。他密切观察着女儿如何成长——一个在德国长大的中国孩子，也是“六四”二代之一，她是否理解父亲的经历？是否会因这个沉重的标签而不安？是否能用自己的方式接过父辈的“遗产”？
她六岁那年，在汉堡民族学博物馆看到了父亲的大幅照片，挂在“流亡”主题展览的一面墙上。她认真地戴上耳机，听了两遍解说。长平站在她身边，忐忑不安，不敢开口问她听到了什么。几个月后，他终于鼓起勇气问：“你听见了什么？”
“它说的是英语，我没有听明白”，她回答。
长平才了解，原来女儿不知道可以切换成德语，那时她只会说中文和德语，英语还在学习中。几年后，语言变得不再是障碍。一天，长平无意中听到她对别人说：“You know, we are in exile.”
那一刻，长平说不出那是一种悲伤，还是一种认同——“她没有说爸爸在流亡，妈妈在流亡，而是‘我们’。她把自己列入其中。她已经确认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这个确定，发生在一个心照不宣的瞬间。
女儿去年的生日，他送她一本林培瑞与吴大智合著的英文传记《刘晓波传》。他希望这能成为她了解六四那段历史的起点。
今年，长平又为女儿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一台缝纫机，满足女儿自学裁缝的愿望；一本德国《基本法》；还有一本书，《以尊严之名：一段德国的历史》。书中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宪法的第一句话如此重要：“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是所有国家机关的义务。”
他希望，女儿不会重复父辈的屈辱感，能生活在一个有尊严的社会，并且，愿意捍卫这种尊严。
长平说，女儿在德国接受的是完全的民主教育，有政治课、哲学课，了解选举、权力制衡，知道中国没有真正的选举，是一个专制国家。她对政治很感兴趣，在模拟选举中非常积极，甚至主动研究候选人的背景，和同学讨论政策。
说到未来的期待，长平提到小时候给女儿讲过一个绘本《花婆婆》，里面有一句话：“做一件让世界变得更美丽的事情。”
他对女儿说，在你的一生中，至少做三件能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事。他也告诉她，你的出生、你的存在，本身就是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开始。
京西宾馆，1964年9月开业，隶属于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事务管理总局，是一座高规格政府官员专用宾馆和内部会议场所，不对外营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党内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被视为邓小平时代和改革开放的开端。
四五运动，又称“四五天安门事件”，是1976年4月4日—4月5日清明节期间在中国各地（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主）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大批群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已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时表达对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不满情绪。最终，北京出动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以木棒暴力镇压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收场。
反国教运动，2012年，香港政府曾计划将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简称“国教”）列为中小学课程必修科，此举引发民众抗议。2012年7月29日，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发起“反洗脑”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撤回计划，游行高峰时期超3万人参与。香港学运组织“学民思潮”亦在此期间成立。
乌坎事件，2012年，广东陆丰市乌坎村村民因不满土地被村委会私自转让，爆发集体抗议维权，促成首次一人一票公开选举村委会，倍受中国国内和海外媒体关注。2016年9月，由村民推选的村委会主任林祖恋因受贿罪获刑三年，引发村民不满情绪抗议游行，陆丰市政府派武警进行了武力压制，造成流血冲突。
要求习近平辞任总书记公开信，2016年3月，两会期间，中国新闻网站《无界新闻》刊登一篇题为《关于要求习近平同志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公开信》的文章。当月23日，《无界新闻》被关停，一百多名员工就地遣散，多名高管和网站技术员工被带走调查。
讀完了這篇長文，真的太多感觸。如今這些人的蹤跡都被刪除，公共空間也被壓縮到沒有。在二十年前，有好多人為了自由的付出了這麼多，並且通過新聞和公民活動的方式實現理想，也有曾有那麼多的觀眾，那麼深的連結，真是難以想像的事。我自己經歷的是被民族主義煽動，被政府救災宣傳感動，排斥少數民族恐怖主義，認港人是暴民，兩岸統一是紅線的敘事，這些想法都曾未經思慮地在我的認知中出現。
如今開始有了了解民主自由人文藝術的心，我讀到的絕大多數事件都已經是過去式了。